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直播七一勋章颁授仪：总统俱乐部
作者：（美）南希•吉伯斯（Nancy Gibbs） 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准备封锁古巴之前，他清晨致电艾森豪威尔听取他的意见直播七一勋章颁授仪；
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深夜致电尼克松，向他讨教如何与俄罗斯以及中国打交道，以及作为一个总统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
就在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拉登的那天晚上，奥巴马在发表电视讲话之前最先致电的两个人正是他的两位前任：克林顿和小布什。
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比美国前后任总统之间的还亲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历届总统之间，无论发生过怎样的争执，最终都会走向彼此的和解。本质上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总统俱乐部”成员，地位和经验决定了他们之间既像兄弟、又如敌人般的复杂关系。
本书讲述了由美国现总统及在世的前总统所组成的“总统俱乐部”运作的秘辛，披露了从胡佛到奥巴马，那些在任的以及卸任的美国总统们是如何相互与制衡的。作者在大量的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向读者揭秘掌握美国最高权力的“兄弟会”。作品既可以满足读者对白宫运作内幕的好奇，又可获得关于美国政治运作制度的知识。
作者简介：
南希•吉伯斯（Nancy Gibbs） 《时代》杂志的副主编，目前主要负责封底散文随笔栏目。曾因2001年9月11日的黑边特刊，荣获全国杂志大奖。
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 《时代》杂志华盛顿地区负责人，主要负责时代杂志平面及网络部门有关总统、政治、国家大事等方面的报道。
两位作者曾合著《牧师和总统：白宫的比利•葛培理》（The Preacher and the Presidents: Billy Graham in the White House）。
正文书摘：
引语——总统俱乐部改变历史
“直播七一勋章颁授仪你们是来聊我前任总统们事情的吧。”在哈莱姆区办公室，比尔•克林顿向我们打招呼道。他面容瘦削，声音沙哑，在忙完一整天后，语气中带着一丝欢迎之情。
天已经很晚了，外面又黑又下着大雨。窗外的街道上，灯光朦胧，依然喧嚣。而在屋内，电子门由两名特工把守着，门后是一间收藏室，收藏室的地上铺着木地板和厚重地毯。西面墙上是一幅画像，画像中的丘吉尔正看过来。架子上搁着科米蛙布偶，书桌后面放着一款老式投票机，投票机上还保留着当年候选人的姓名和投票时用的*控杆。
克林顿指着书架说：“这里就是我的总统图书馆，从华盛顿到布什总统的书都有。”书架上摆满了回忆录和人物传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不仅仅讲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泰迪•罗斯福，还谈到了富兰克林•皮尔斯和卢瑟福•B•海耶斯。
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爱戴的两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尼克松总统去世前一个月，他给我写了封信，阐述了俄罗斯问题，内容清晰易懂，写得很好…………我每年都会读一读。正是读了他的信以及乔治•布什后来给我写的一封信，我才学会，将来轮到我时，我要如何给我的继任者也写上一封。”
尼克松在信上说：“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您将就任我们的总统了…………我将坚决支持您。”
窗台上放着许多照片，其中一幅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签名照。这是幅40年前的老照片了，当年克林顿在德克萨斯州为约翰逊助选，获得了这幅照片作为助选奖品。克林顿端详着照片，预测说：“多年以后，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更加公正。”
同样，总统们也会善待彼此。“那些曾经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坐过的人，他们会相互同情。前几天，奥巴马总统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没有谈多少政治问题。有时候，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他能让你开怀一笑，或者是鼓舞你不要被坏人打倒。”克林顿回忆说，他那天实际上已经很累了，但“当我的总统召我前去时，我就去了，陪他打高尔夫，哪怕是在暴风雪中陪他打球我都乐意。”
他称奥巴马为“我的总统”，这表示，尽管两人在2008年美国大选上有过竞争，但大选后，两人的关系已经拉近了很多。本书想追踪的就是这种历程：前任总统和后来总统之间的既紧张又亲密的关系，有时候剑拔弩张，更多时候又亲密无间的关系。不管在通往白宫的路上经历过多少斗争，都不会有多大影响；一旦谁当上了总统，他们就会因各自的经历、职责、抱负和创伤而紧紧维系在一起。他们是总统俱乐部的会员，可能天各一方，却由电话、邮件和时不时的会面联系在一起。比如，2008年总统大选后，5位前总统相聚白宫，用卡特总统的话说，“他们在那里热心辅导了当选总统奥巴马，而不是对其进行说教。”
翻开总统俱乐部的整个历史，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从来就没超过6位。此刻，不仅仅在华盛顿和纽约，在亚特兰大、达拉斯、肯纳邦克波特镇、缅因州还有布什家里，都有总统俱乐部的分支机构。当你爬上唧喳作响的楼梯时，你会看到，楼梯边上挂满了相框，相框里的照片异常珍贵，有些照片甚至在布什的总统博物馆中都看不到。就是在这里，老布什曾带着克林顿打高尔夫、过夜和冲浪，尽管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他。从2005年他们走到一起时算起，两人就没怎么谈过政治、国际问题或战略战术，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友情。布什总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曾说：“您是正确的，我们不谈这些。您也不必谈论这些。不管政治如何，您知道另一个家伙不得不做一些决定，您也很理解，而且您尊重这一点。”
总统俱乐部有它自己的会规，包括：服从在位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不公开成员如何和睦相处及为彼此提供的服务内容等。1948年，当时的总统是哈里•杜鲁门，他私下里就表示过，如果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当年竞选总统，他愿意当他的副总统；1980年和1981年，尼克松曾秘密写信给罗纳德•里根，这些密信几乎为里根建立自己的白宫班底描绘了蓝图；2010年，卡特为奥巴马完成了任务，他也承诺不对记者公开任务内容。用克林顿的话说，“雄心壮志渐渐褪去后，对你来讲，更重要的是看到好事发生在你的国家，而不是去赢得一场场论战。有时候，当你看到太阳在早上升起，你就会很高兴了。你起床后只希望好事降临…………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都变成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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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众多俱乐部一样，总统俱乐部也源于乔治•华盛顿。这得感谢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个好决定。他最好的决定是同意担任总统；但之后他选择了离任，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于1797年退休。这意味着，与其终生做美国总统，他宁可成为第一位前总统。
华盛顿所做的一切都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领一份他并不需要的薪俸，这样后来的总统就不必要都很富有；用“总统先生”这个称谓而不是“阁下”，这样继任的总统能保持亲民；最重要的是和平让位，即便他当时仍受到无比拥戴。在那个时候，民主原则尚未经过考验，和平退位就是对民主原则的极度推崇。
华盛顿决定离任，总统俱乐部也随之而生。约翰•亚当斯就任总统后，这个总统俱乐部就是他们2人的俱乐部。面对来自法国战争的威胁，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军队总司令，直至他在第二年去世。不管私下里亚当斯有多嫉妒华盛顿，他是第一个发现前总统能起巨大作用的人。
他也不是最后一个有此观点的总统。
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俱乐部成员的数量时有涨落。亚伯拉罕•林肯时期，成员数量达到了6位。当然，部分原因是在世的前任总统中，没有哪一位成功赢得连任。此后，直到克林顿1993年就任总统后，俱乐部才再次出现了这种盛况。那时候，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都乐于辅佐克林顿。和华盛顿一样，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他身边就没有前总统了。哈里•杜鲁门在那年圣诞节后就去世了，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也去世了。在美国历史的那个危险时期，俱乐部销声匿迹了。
总统俱乐部为什么显得那么重要呢？
首先，因为总统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之间的私交尤其重要。对于总统们来说，俱乐部对总统卸任后的生活很重要，有时候甚至能给他们带来想不到的好处。前总统们移交了权力，但影响力还在；于是，他们的影响力成了现任总统权力的一部分。团结一致要比单干作用更大，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咨询、抱怨、安慰、施压、保护和救赎。
作为选民，我们会观察在任的总统，评判他们的表现，为他们的成功欢呼，在他们失败时赶他们下台。这是民主的责任。但是评判和理解不一样。而且，尽管总统的所作所为是最重要的，但他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历史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观察他们和前任相处的方式，从而了解他们的忠诚、竞争、相互同情和合作。俱乐部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总统的新窗户。
其次，因为总统这个职位很重要，俱乐部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总统。他们都当过总统，都知道这个职位的权力。他们相信，不管政府其他部门多么笨手笨脚，在其他所有人都失败时，总统肯定能服务人民、保卫国家。在总统选战中，他们可以支持自己所喜欢的任何候选人；而一旦新的总统当选，大家往往就默不做声了。约翰逊曾给艾森豪威尔送了一副金袖扣，袖扣上刻着总统印章标志。他说：“您和哈里•杜鲁门一样，是唯一有资格佩戴这副袖扣的人。如果您仔细瞧这副袖扣的话，您会发现，袖扣上面并没有说自己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这些关系并不只揭示了总统职位的本质，还反映了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形成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来的政治局面。在风平浪静的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巩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产：这位共和党人当政8年，但并未取消民主党“罗斯福新政”，而是有效支持了“新政”。到1968年时，美国内部很不团结，民主党内部林登•约翰逊和他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竞争激烈，与共和党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竞争相比，激烈程度毫不逊色。里根和尼克松之间的漫长、复杂而冲突的关系，或者后来里根和福特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接下来两代共和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样，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反映了民主党内部的世代斗争，在吸引中间派和右派选民方式上，很难说他们的争斗哪个更有效。
最后，俱乐部很重要，因为它成为了总统权力的工具。它并没有被写入宪法，并没有在任何书籍或法规中出现过，但它并不是不重要。它是前任总统们希望建立的同盟，现任总统则希望利用这个同盟，共同抬高自身并推进自己的议程。
世界上没有哪个俱乐部能有这般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入会门槛有多高，也不仅仅是因为俱乐部成员有多少特权。尽管这个俱乐部的宗旨和本能是服务自身，但当它发挥最佳作用时，它能为总统服务，帮助他解决问题，解决国家的问题，甚至挽救生命。
现代总统俱乐部
1953年1月20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举行就职典礼。台上，杜鲁门和赫伯特•胡佛打招呼，胡佛提议：“我想我们应该组建个前总统俱乐部吧。”
杜鲁门一拍即合：“好啊，您来当俱乐部的主席，我来当秘书。”
那个时候，总统俱乐部更是个概念，而不是实体机构。一些在位总统咨询他们的前任，但是除了分享各自事迹外，前总统能做的实在很有限，除非他们申请一份新的工作，比如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成为国会议员，或者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样成为最高**法官。1933年，卡尔文•柯立芝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人们似乎认为，总统这台机器就应该运转不停，即便它已卸去了动力装置。”
但是在战后年代，总统们比过去要活得更长，影响更大，甚至在卸下权力后，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杜鲁门和胡佛终生是政敌，但是杜鲁门也知道，只有胡佛有经验和资格改革行政机构，从而应对核时代的挑战。通过他们的合作，杜鲁门批准国会成立胡佛委员会，并由胡佛担任主席。正是借助这个委员会，总统职位实现了史上最大的变革：权力集中，最终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总务管理局和统一的国防部，还有更多其它机构。
后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应因此感谢他们。1957年，艾森豪威尔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赋予总统俱乐部以正式的特权：俱乐部成员领取津贴，享有办公场所、通信权和退休金。约翰•F•肯尼迪作为百年来最年轻的总统，他非常清楚俱乐部的政治作用，利用一切机会邀请他的3位前总统回白宫拍照合影；约翰逊则发现了俱乐部对个人的作用，在肯尼迪遇刺上台后，他从总统俱乐部寻求到建议和慰藉。
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晚上，约翰逊对他的老对手艾森豪威尔说：“此刻，我比以往更需要您。”艾森豪威尔立即驱车赶到华盛顿，来到总统办公室，在纸上写下了他认为约翰逊在国会紧急联席会议上要讲的话。约翰逊强化了对所有前总统的安保力度，提供直升机，甚至给他们安排电影放映师。这样，如果他们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时，他们就能观看白宫图书馆提供的电影。
1964年，约翰逊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杜鲁门打电话祝贺他，约翰逊像兄弟一样予以回应：“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只要我在白宫当值一天，您就也是白宫的一员。您能和我共享这里的一切。您的卧室仍然在那里等您入住，您的飞机也会随时恭候您。”一年后，艾克（艾森豪威尔昵称）为约翰逊提供了处理越战的私人建议，这个建议相当重要，以至于约翰逊对他说：“您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参谋长。”
尼克松，这个希望自己能永远起作用的人，甚至成立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会所，地址就设在白宫大街对面的一座赤褐色建筑。这座建筑于1969年被政府收购，专门为前总统们服务，目前也还在使用。他和他的妻子帕特组织了首次俱乐部聚会，查访了所有第一家庭在世的成员，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包括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孙辈、罗斯福家族成员，以及亚当斯家族的几十位成员。在尼克松的首届任期中，他有个特别理由要打击约翰逊；他们多年的关系既有友情，又有阴谋和勒索。本书将论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尼克松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需要保护秘密，而秘密仅限于这两位俱乐部成员知晓。
在所有俱乐部成员中，在野的尼克松为自己赎罪的路最长。因此，在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尼克松要确保一件事，那就是要让新总统理解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巨大价值：“1968年总统大选后，我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他曾对我说，‘我听候您的差遣。’现在我也要对您说同样的话。”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创立了俱乐部成员间的通讯方式：在通讯信封上盖上“绝密”印章，寄给他的前任总统们，并且为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部保密电话，电话可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
在克林顿上任时，他有5位前总统在世，他也渐渐明白，如何利用卡特和尼克松，让他们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如何让福特加入总统弹劾法律辩护团队。正如他的顾问约翰•波德斯所说，克林顿知道“前总统是资产，是现任总统可以利用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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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年份展开，但主线有时会发生变化，因为总统俱乐部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每一位总统都在他自己的总统任期里发现了它的价值，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加以利用。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历史，来了解他们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当你了解艾森豪威尔还是军人时和杜鲁门的合作，你才能理解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仇恨。里根和尼克松的关系不是在1980年里根当选时开始的，而是在1947年就开始了。当时尼克松刚成为共和党国会议员，在调查好莱坞中的共产主义问题时，他和里根的关系就开始了；他们的信件来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当然，布什家族的故事早在43年前老布什成为总统时就开始了。
哪一天谁会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对这个问题，总统们自然有强烈的兴趣。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让谁加入。他们就好比伯乐和保镖，通过验证众人的誓言，来看谁有条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总统俱乐部历史悠久，但未来的总统在其演变中也起着作用，因此有时候也需要讲一下那些故事。
维系的纽带
约翰•F•肯尼迪上任两年后承认：“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建议、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肯尼迪迫不及待摆脱艾克的军事管理风格，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都那么做，就好像历史应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福特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明确表明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用他妻子的话说，就好比是做了**切除手术一样。克林顿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2位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则不想成为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也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在总统俱乐部起作用前，他们所有人都得学会他们必须学会的东西。但是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帮助。老布什认为:“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那种联系就开始了。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
据一位曾服务过3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当这些既有才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他说：“当你上任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事情要更复杂得多。你的第一反应是：我被人坑了。第二反应是：我得换种方式思考。第三反应是：或许他们是对的。不久他们就会问，这一切我要说给谁听呢？”
艾森豪威尔曾说，总统面对的问题是“折磨灵魂的…………当战士独自出现在战争的硝烟、呐喊和恐惧中时，**裸的战场有时就好比总统的孤独处境。一个人必须认真地、慎重地、虔诚地思考每一个论点、每一条建议、每一种预测、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然后——完全孤独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完全孤独——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没有人会像他家人那样对待他，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事情是怎么样的。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曾警告他：“为了见你一面，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待上一个星期，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他们会走到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是。”
总统所说的每句话，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所说的话，都会被分析、解读、执行；即使是问题，都会被当作决定。因此他得自我训练：不做空头评论，不自言自语，变得越来越谨慎；他担心人们只汇报他们认为他想听的。用肯尼迪的话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个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会想，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总统职位的毒药》。
但是，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负担呢？托马斯•杰斐逊就把当总统比作一种“华丽的痛苦”。他们面对的只是艰难抉择和高风险：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我确信，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但是，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他们团结在更衣室里时，他们就显得“非常勇敢”了，他们并没有一直当旁观者。
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宣言就像是泰迪•罗斯福的指责，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和自以为是的权威。他说：“重要的不是批评家，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尘土和鲜血；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会有多伟大；如果他们失败了，至少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尝试。”
那也解释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他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行动，根据情报来承担责任，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1962年初，肯尼迪对历史学家戴维• 赫伯特•唐纳德说：“对于还没坐到椅子上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也一样。” 在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喝了咖啡。关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总统们为何做出那些决定，他们认为：
“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做过什么。”杜鲁门说。
“不错。”艾森豪威尔回答。
于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开始了交流。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封锁古巴曾为核战争提供了合理理由。那种感觉是怎样的，世上只有另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不管您觉得您不得不做什么，我肯定…………尽我全力支持您。”两年后，约翰逊上任时，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去白宫，但又不能让外界知道，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说谎，从而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能到白宫，并给予约翰逊一些非常需要的指导，甚至是一起过过周末。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让对方了解他的每日安排，包括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锻炼、工作多长时间等等，通过这样做来验证这对总统来说是否正常。尼克松去世后，克林顿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就在今天，我碰到一个问题，我对我的下属说，‘我真希望我能拿起电话打给理查德•尼克松，问问他有什么想法。’”
当他们不能交谈时，他们互相研究彼此。每一位总统在当选时，他们都会许诺为美国带来新的未来、新政和新境界。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前任的成功和失败。卡特说：“福特总统在任时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我的每一天。甚至，30年前，哈里•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也在影响着我的每一天。”尼克松甚至对他的诸多前任总统的各种细枝末节了如指掌：谁服用安眠药、谁有痔疮。奥巴马问里根的团队，他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应付重点问题，而不受琐事牵绊——以及当他沮丧时如何不让公众看出来。这些人曾经在同样的办公桌上工作过、同样的床上睡过、同一面镜子前剃过胡须、同样的后院抚养过孩子。当他们回访白宫时，他们会看看新主人做了什么新装修。但是他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个人并没有改变总统职位，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生活。
2004年，乔治•W•布什在成功连任几周后，他坐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的圣诞树旁，一脸镇定神情。这位总统刚刚赢得了连任，尽管选战很不受欢迎，经济堪忧，公众对很多事情尤其是对他的态度充满矛盾。他被问起，在他做了几年总统后，他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了。
“你是说我的那些前任总统吗？真有趣。”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对他们所有人的评价更高了。”
为什么？因为“我更理解他们曾经的经历了”。
他对克林顿的评价也更高了。他和克林顿一起构成了下一个俱乐部同盟。杜鲁门就曾说过：“没有什么谈话能比曾经政敌间的谈话更亲密了。”一位曾经为克林顿和布什都工作过的官员说，正是战争和丑闻带来的创伤让这对天敌成为了朋友。这两个人“都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因此受到了创伤，因此他们都要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找到平静。我已经经历过痛苦；或许和一位曾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友谊能带我到另一个境界去；它让我超脱往事，去到新的地方。这只是寻求平静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不能在一般人中找到这份平静，因为很少有人和我有过相似经历。”
或者正如吉米•卡特所说：“我们总是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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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秘密服务
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行动职能，它的作用依赖于总统的需求和前任总统的技巧。1946年，杜鲁门派胡佛在57天内到22个国家预防战后人道主义危机。当里根到苏联访问时，他和尼克松一起评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第41任总统布什邀请福特和卡特监察1989年巴拿马大选。奥巴马派克林顿去朝鲜解救两位被逮捕的美国记者。
这些任务的风险可能很高。老布什总统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论前任总统们时说：“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众不同。但是，要利用他们，这很危险，因为，他们可能自以为他们知道的要比我们多，这一点既合情又合理。”经证明，总统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既很有作用，又很令人气愤。比如，1994年，卡特受克林顿之托去朝鲜执行任务，他的任务很明确：送信，并带回关于金正日核计划的情报。然而，他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了危机。他甚至在CNN电视台上公开了这个危机。白宫官员聚集在白宫西翼的电视前，不想再控制他们的愤怒；一位内阁成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卡特为“叛徒”。
卡特想重温权力梦，认为自己身份不一般，能够提供帮助，这并不足为奇。很多人离任后的议程要比他们在任时的议程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他们所写的书中看出来，从他们领导的基金会中看出来，也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之中看出来。就是在这样的严酷考验中，总统俱乐部完成了它最出色以及最糟糕的工作。在位的总统给他们光环、信件和飞机；他们既为国家服务，又为自己服务。尼克松在下台多年后曾这样说：“那些曾经拥有能力和权力来影响事件进程的总统中，没有哪位会满足于不参与其中。”
因此，不管在位总统是否邀请他们，他们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1976年，尼克松向福特许诺他将在他眼前消失，但他却在那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期访问了中国。卡特和福特向乔治•布什提交了提高税收的提案，而就在几周前赢得大选时，布什还承诺不提高税收。卡特秘密游说联合国安理会反对海湾战争，布什对此也并不欣赏。有时候，前任总统最好销声匿迹。
这是总统俱乐部永恒的张力：修复坏名声是它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前总统，如尼克松和卡特，以牺牲在任总统利益的代价修复自身名誉时，冲突就发生了。但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更多时候是齐心协力的，而不是互相冲撞。他们会在总统图书馆成立的致辞中为彼此唱赞歌。他们在悼念中也极尽颂扬之辞。他们团结在一起，粉饰他们记录上的污点。
在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和最突出的经济繁荣。”他因为和“白宫女实习生的轻率之举”而陷入麻烦之中，但“他能因自己的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并且凭借自己总统任期上的表现继续享有史无前例的支持率”。乔治•W•布什“为每位纳税人减税…………建立现代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增强美国的军队…………建立同盟推翻威胁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暴力政权；将5000万人从暴政中解救出来”。
你可以把修复名誉看成纯粹的自私自利行为，因为他们都在力争赢得历史的垂青。他们或许还会捍卫彼此，但不是出于同情或爱，而是因为总统俱乐部的作用就是保护总统职位本身。这个作用让他们的建议更敏锐，大部分时候确保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在未来某天，他们可能也需要得到宽恕。这就像是影子特工，为一个职位的权力保驾护航，这个职位的成员都一致认为，今天的美国比以往更需要这样做。有时候，继承光荣遗产能支撑机构的运行，于是像杜鲁门这样的在位时饱受诟病的总统，在往事回顾中却能得到无比尊敬，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总统俱乐部成员不想让总统看起来很糟糕，不管谁当总统都是如此。
但是，总统俱乐部最秘密的协作并不在于干预谁有资格成为总统，而是在于捍卫总统职位本身。1960年，史上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总统大选后，胡佛和艾森豪威尔都悄悄告诉尼克松不要对结果有争议，尽管当时谣言四起，称芝加哥周围地区的投票机器从43位选民那里登记了121张选票。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看到肯尼迪入主白宫，而是为了保护总统职位免受合法性危机的伤害。胡佛对尼克松说：“我想，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国家看起来很团结，这非常关键。”当肯尼迪和约翰逊因外交决策而受到攻击时，艾森豪威尔瞪着他的共和党人说，在危机时刻，“善良的美国人民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支持他们的总统。”福特原谅了尼克松，因为他归还了总统职位并让国家继续前进；虽然他在后来一次大选中失败，但是他永远捍卫他的选择。27年后，肯尼迪家族授予福特“勇气奖”，对这位曾原谅过他前任的总统，肯尼迪总统的家人也象征性地原谅了他。2008年总统大选后，乔治•W•布什对巴拉克•奥巴马说：“我们希望您成功。我们所有曾在这间办公室任职的人都明白，总统一职超越个人利益。”
当政治文化分裂的时候，总统个人服务于全体人民。你会看到，在激烈选战后，多位总统会一起坐到白宫总统办公室聊天，或者一起上路为飓风赈灾，看到他们站在彼此身旁，旧敌和解休战，而政治也在此刻停止，公共利益超越了个人骄傲或抱负。当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开始为赈灾合作筹款时，他们知道他们的交情完全超越了时代，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克林顿说：“美国人喜欢政治，他们喜欢我们发表不同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坦率的辩论来找到好的答案。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辩论本身也有局限性。”他说，太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不仅仅不同意对手的观点，他们还鄙视和妖魔化对手的观点，整个国家也因此而遭受损失。“这对我们解决问题和做事造成了阻碍。因此，我认为，当人民看到乔治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才是我们国家应有的运作方式。’”
那么，在21世纪初期，总统俱乐部到底有多重要呢？在每一个时代，三大要素决定它的表现：在任总统的需要和选择、前任总统的需要和能力，以及一种对他们的合作或欢迎或谴责的氛围。并不奇怪的是，总统俱乐部的创立者们都承认这三大要素。胡佛和杜鲁门证明了他们能做到多好，而方式就是建立一种出奇高效的同盟。1945年，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四分五裂：对于这两个坚决承诺挽救这种局面的人，不管是国会和政党，还是公众，他们都不会反对。
这种情况，在其发展阶段，也是不寻常的。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统俱乐部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影响力；那时，总统基本上感觉不到对它有需要。后来的总统可能会感觉到了那种需要，但缺少资源；尼克松不能给杰拉尔德•福特多少帮助，除了尽可能保持沉默。但是，长时间以来，总统俱乐部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势力，能够通过其成员的最好和最差的特点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回到最初，当总统俱乐部成立时，尽管它后来展现出了自己的能量，但创立总统俱乐部的那个主意显得如此稀奇古怪，即便对那两位创立了它的总统而言，他们都不曾想到它会起怎样的作用。
杜鲁门和胡佛：放逐者的回归
现代的总统俱乐部由两位总统建立，而这两位总统有充分理由不喜欢对方。
哈里•杜鲁门原本是密苏里州来的杂货商。1945年春仓促上台后，他邀请赫伯特•胡佛共商国是。而胡佛，身为一位失败的共和党总统，早在13年前离开华盛顿时，就被当成是美国最受人憎恨的人，路人甚至向他的车队抛砸烂水果。他们是政敌，在性格上也相反。从脾气上来说，杜鲁门真实而和蔼可亲，而胡佛则显得冷淡、毫无幽默感，从不怀疑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然而，他们却分享了一段经历，更为重要的是，分担了一些公共任务。他们的世界观不一样，胡佛的信念在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杜鲁门的信念则在于建立美好政府的承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美国史上第一和第2位出生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总统。他们两人都不信任东部精英，都时刻谨守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这两人对他们党派的忠诚胜过他们的党派对他们的忠诚。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对他的参议院朋友说：“我还不能胜任，我还不能胜任总统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至少他没让自己的骄傲影响他的需要。在战后的关键岁月里，杜鲁门的需要和胡佛的专长可谓绝配。在被战争摧残得体无完肤的整个欧洲，一亿欧洲人民面临着可能会饿死的危机。杜鲁门决心帮助他们，而胡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基于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自然结成了同盟。通过合作，他们两人拯救了无数生命，与20世纪舞台上任何另外两人相比，他们合作所拯救的生命要多得多。
胡佛为杜鲁门提供了如此完美的服务，杜鲁门接下来自然要请胡佛推销他的理念，让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国会支持他，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树立全新形象，并将欧洲复兴作为对抗苏联影响力的筹码。如果这还不够，胡佛后来还领导了一场改革，对总统职位进行了彻底改革，加强了总统权力，以应对现代社会的要求。对这两个几乎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人来说，总统职位的改革是留给所有后来者的礼物。
杜鲁门给予了胡佛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对任何一位失败的总统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一次倒回去重新来过的机会，重获曾被讽刺所湮没的同情，通过拯救总统职位消除自己作为倒霉总统的印象。杜鲁门认为胡佛可“比肩路易十四”，但这并不重要。他诚实而可敬，而且他们从来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有更为重要的共同点。杜鲁门说：“我们谈的是，做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胡佛，作为最不会掩饰自己感情的总统，他有一天写信给杜鲁门说：“您对我的友谊深入我的心扉，比您所知道的还要深。”杜鲁门收到这封信后非常感动，他将信裱了起来，这样它就能一直留到他死的那天。
第5页 :第一章：杜鲁门和胡佛：放逐者的回归
1．“我还不能胜任总统这份工作”
——哈里•杜鲁门
哈里•杜鲁门对他与赫伯特•胡佛的首次白宫会晤有着美好的回忆。
时值1945年5月。那时，他才刚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然而，就在德国5月7日宣布投降一个星期后，报纸就已经预警下一场灾难。在描述欧洲1亿平民所面临的巨大的饥荒问题时，《****》报道：“这将是史上最严重的粮食问题。”德国城外，难民成群结队，很多人甚至虚弱到走不了路；荷兰城内，人们煮汤充饥，靠去除了有毒部位的郁金香球茎勉强果腹。三分之一的比利时儿童得了结核病；四分之一的贝尔格莱德儿童在周岁前就夭折。
很多年后，杜鲁门回忆道：“我知道我当时得做些什么，我也知道我需要谁的帮助。”尽管胡佛以采矿工程师身份发家，但他的声望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食品管理局局长时获得的，他在饥荒中拯救了数以百万计人的性命。因此，杜鲁门邀请前总统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杜鲁门说：“总统先生，目前世界上饥民遍地，如果真有谁了解饥民情况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您。现在有充足的食物，但它们却没有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我现在想请您…………”
当杜鲁门对口述历史学家默尔•米勒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刻，胡佛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就坐在那儿，就好像您现在和我这样近，我看到大滴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滑落。”杜鲁门说，他确信他知道是何原因。他告诉米勒：“这是13年中首次，首次有人关注他。”
一则很动人的故事，见证了现任总统的大度和前总统对于再次获得为国效命机会时的感恩。
然而，这个故事却粉饰了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
做总统需要迅速学会如何编造神话，很多这样的友谊都需要一种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往往缺失这种高贵品质。回忆能起那样的作用，杜鲁门写回忆录以及和米勒的谈话时，他和胡佛甚至已难以置信地成了兄弟。但是，回到1945年，当年他俩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温暖。
不管这两人有多想见面，他们的首次会见差点就没戏了，因为他们都在怀疑彼此的动机。而且，在两人会见结束离开时，他们也没打消对彼此的疑虑。尽管胡佛很高兴再次回到了权力的殿堂，他还是认为这次会晤“纯粹是政治性的”，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展现杜鲁门无党派偏见；杜鲁门绝不会给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任何机会。
“本次会晤不会有任何其他意义。”他在会议备忘录里下结论道。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结论错了。
最被看不起的总统
杜鲁门没有解决难题的能力：他怀疑财富、特权以及俱乐部特有的安逸。他在密苏里的童年生活曾经很幸福，但因为他父亲在小麦期货上的豪赌而葬送；从18岁起，杜鲁门几乎就没有哪一天不在担心钱的问题。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他一开始只是《堪萨斯城星报》的邮件收发员，后来历经铁路计时员、银行职员、农民、士兵、杂货商，直至成为堪萨斯市*纵政党活动的政客，而在那里他还曾因为拒绝损公肥私而出名。当他在194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甚至穷得连写信向他的朋友借钱的邮票钱都出不起。他知道不得不睡在车里的滋味；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地方像家。
那么，他是如何和胡佛这样一个富有、遥远而真实的人，一个因不想在白宫被监听而经常和妻子用中文交谈的人建立关系的呢？在1945年杜鲁门入主白宫时，胡佛住在曼哈顿沃尔多夫塔楼酒店的套间里，每年光房费就高达32000美元，周边的邻居是像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科尔•波特和伊朗国王这般的人物，他们都有厨师随侍左右，而这些厨师即便是对鸡的烹调方法就多达71种。他的成功完全靠自己，他的居住条件如此优越，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他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从真实经历中体会过贫穷意味着什么。
然而，杜鲁门开始欣赏起胡佛的优点——那些被众人忽视的优点。杜鲁门在他的一份回忆录里写道，胡佛不是那种“口衔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他父亲是爱荷华州西布兰奇市的铁匠，双亲在他9岁前就已去世，他和他的兄妹们被分别送给亲戚抚养”。
凭借自己的独立、聪明和决心，胡佛成功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地理学，毕业后从事矿业工作，作为工程师得以走遍全世界。一战时期，凭借超凡的组织能力和贵格会**的博爱，他得以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中担任公职。威尔逊让他负责粮食短缺问题；直到那时，战区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的问题还很普遍。杜鲁门说过：“胡佛拥有拯救数以百万计即将饿死的人口的能力和人文情怀。”比利时的街道将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芬兰，他的名字成了动词，意为“帮助”。美国两党在1920年都偏爱他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候，一位年轻的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伙子曾说过：“他绝对是个奇迹，我希望我们能让他成为总统。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哈佛大学教职工的投票结果显示，胡佛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比是2:1。
1928年，胡佛赢得了444张选举团票，真的成为了总统。他的荣誉中还多了一条，因为他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中拯救了灾民。这让很多人都相信，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地球上没有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宣称，美国“史无前例般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救济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甚至在8个月后，当市场崩溃时，人们还在颂扬他对危机的处理。《****》断言：“处在他那个位置，没人还能比他做得更多，他的前任们很少有人能做这么多。”
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大胜，除了6个州外全部获胜。历史称胡佛为“次品总统”，“跛脚鸭国会”考虑弹劾他，还有杀手试图刺杀他。人们指控“伟大的人道主义家”赫伯特•胡佛无视子民的痛苦，麻木冷漠，在白宫玫瑰花园用嫩牛排喂狗，却让有尊严的人靠在街角卖水果为生。华盛顿的****者喊道：“我们将把赫伯特•胡佛吊死在烂苹果树上。”
这一切怎么会变得如此天壤之别？有很多理论解释过，但是对我们而言，杜鲁门的观点最有道理。“我认为，他和他的政府因为别人的错误而遭到了指责。”他当时稳坐总统之位，也不必在他的竞选演讲中唤起人们对“胡佛大萧条”的回忆。杜鲁门说，胡佛那么轻而易举入主白宫，这就让他有先天不足。他曾经唯一担任过的政府职位是商务部长，他从未竞选过国会议员，甚至从未竞选过州长，他在1928年对他的顾问们说“我不会去讨好任何人的。” 杜鲁门说，他缺少对草根族的关爱，“根本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民的需求。”
或者说，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至少是那样的，而罗斯福则竭尽所能加深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从总统大选日结束到罗斯福3月份就职期间，国家银行在风雨中飘摇。胡佛试图说服他的继任者和他一起行动，尽管行动方式可能会影响罗斯福自己的议程。罗斯福拒绝了提案。
杜鲁门总结说：“我想，这也是因为他的自负才阻止了他（罗斯福）听取别人的建议。总统竞选非常艰难，很多人把大萧条怪罪在胡佛头上，就好像萧条完全是由他引起的似的。他们将贫民窟称为‘胡佛村’，将空空如也的衣袋称为‘胡佛旗’…………罗斯福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比胡佛聪明，当他建议关闭银行时，胡佛都不知道不明白他在说啥。但是，关闭银行是必不可少的。”
罗斯福的拒绝确保了他将在彻底绝望的气氛中就职，也将胡佛锁定为史上最为人们所憎恨的总统。有谣言称，他在试图搭乘金融家安德鲁•梅隆的船逃往国外时被逮捕，潜逃时携带着价值2000亿美元的黄金。当股票市场回升时，戏剧家们甚至戏问：“胡佛死了没？”
罗斯福没出过一份力去转移人们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责备，事实上，他还努力诋毁其名誉，从而为自己的成功铺路。罗斯福上任的第一个春天，内政部长哈罗德•伊科斯下令将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边界的大坝改名。这座大坝在胡佛担任商务部长时就开工了，在政府的众多财政预算案中称为“胡佛大坝”，改名后称为“巨石水坝”；1935年该大坝竣工时，甚至连竣工典礼都没有邀请胡佛参加。胡佛的纳税申报单被审计；胡佛生日时，白宫总统办公室也从来不给他致生日问候。
胡佛自己的政党也假装胡佛这个人不存在；1940年选战中，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不准胡佛出现在自己的州，因为他的露面将成为“毒药”。杜鲁门曾说：“为什么人们会那么长时间忽略赫伯特•胡佛的存在，我将永远理解不了这一点。他理应获得自己政党更好的对待。”
珍珠港事件后，胡佛讲话声援罗斯福的决定，并主动提出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比利时、挪威、波兰、荷兰和芬兰都想获得胡佛的帮助；国会也向他咨询建议。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几度尝试，想让罗斯福打电话给胡佛。但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拒绝了胡佛为被占领国筹备粮食的好意，认为这将会帮了希特勒的忙，因为这将让希特勒不必承担供养他的占领国的义务。胡佛有时会被人嘲笑成一位亲德国的孤立主义者。杜鲁门对朋友说：“罗斯福忍受不了胡佛，胡佛也恨罗斯福。”对民主党而言，如果让胡佛参与人道主义任务，就将意味着民主党赦免掉了他们曾拥有的最有用的替罪羊。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曾向罗斯福建议请求胡佛的帮助，罗斯福听到后说：“我不是耶稣**，我才不会让他死而复生的。”
罗斯福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允许胡佛和多位内阁成员近距离开会，会后由内阁成员向其汇报会议情况。《新闻周刊》怀疑所有白宫提案的真实性，理由是“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哪届政府会如此这般丑化胡佛这位总统”。
第6页 :
1944年民主党大会上，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星途飙升，成为了罗斯福的竞选伙伴，胡佛仍然是他们的敌人。一位“新政”拥护者说道，总统候选人“认为赫伯特•胡佛是他们最理想的竞选对手。我们应该永远感谢赫伯特•胡佛，他已经连续12年成为我们获胜的法宝了”。
但是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突然发现，他自己成了胡佛之前的那个办公室的主人，他对待他的共和党前任总统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尽管他骨子里还是民主党人，杜鲁门不想把任何决定都看成是政治算盘。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胡佛，他们都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天赋，把政治变为伟大的做秀，也没有罗斯福人性中的敏感神经，也没有罗斯福的勇气，让自己成为总统形象的象征，而不只是当总统而已。胡佛是当时世上仅存的曾在危机中坐过那把交椅的人，也将永远被人们拿来和“圣人”罗斯福进行比较。因此，当杜鲁门发现自己面临着欧洲食物危机的时候，他并不反感在1945年春天邀请胡佛回到白宫的这个想法。
杜鲁门对那次会晤过程的回忆很生动，也具有选择性，这正如他对胡佛在此次会晤上表现出的风度。他回忆，那天早上，他在报纸上读到胡佛回到了华盛顿住在海尔索姆酒店的消息。于是，他拿起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并让他的接线员帮他接通了酒店的电话。接线员被总统亲自打电话这个做法震惊了，但电话那头的另一个人要更为震惊。
“您好，是总统先生吗？”杜鲁门问道。
“您是哪位？”
“我是哈里•杜鲁门，”他说，“我听说您在城里，总统先生。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您是否愿意到白宫来一趟看看您的老家。”
直至此刻，自1933年罗斯福上任以来，胡佛还从没迈进过白宫一步。
杜鲁门回忆：“胡佛大吃一惊。”
“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还要说些啥。”
杜鲁门对胡佛说他想和他谈一下，甚至想亲自到酒店看望他。
“我可不能让您跑一趟，总统先生。还是我去您那吧。”
“我猜您就会这么说，”杜鲁门回答。“我已经派了辆车去接您，已经在路上了。”
这又是个有关思想碰撞的美好故事；但历史记录再一次说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总统之间的会晤从未那样容易就发生过，尤其是这种会晤自罗斯福时代就已成为了过去，而且多数白宫官员也反对这么做。胡佛就算是要到白宫总统办公室附近走一遭，他也得通过多位中间人斡旋及细致准备才能成行。他知道他在周边还有敌人。如果杜鲁门只是突发奇想地拿起电话并邀请他去白宫的话，《****》又怎么能赶在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就对此次会晤做了报道？
事情的真实经过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胡佛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迫切地想让自己派上用场。他只是有几个条件，因为他知道，他轻易就会被罗斯福的卫队阻止，而他本身也有些积怨。他整个春天都在努力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帮助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行动，筹集了重达1.5亿磅的衣服。他抨击一年前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能；如果这个机构不能给濒临饿死的孩子们带去食物，那就让陆军部接管。他一次又一次警告大家：“饥荒危机的时钟现在已指向11点59分了。”除了纯粹的人道主义担心外，美国军队的安全和对秩序的需求都要求给越来越绝望的人们搞到食物。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的那天，胡佛给杜鲁门发了封电报，报文说：“所有美国人都盼您有力量战胜巨大考验，您有权获得一切服务来帮助国家。”
当然，这也包括他能提供的服务。杜鲁门敷衍似地感谢了这份良好祝愿，但回信的纸条上字迹潦草：“我向您保证，我将随时请求您的帮助。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这就是胡佛一直在等的开端。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既然华盛顿的态度有所改变，我可能需要经常动动身了。”他的希望被释放出来。他沉思着说，如果杜鲁门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取代年老的亨利•史汀生的话，这个职位将让他完美地把救助物资送到那些需要的地方。
共和党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访问了欧洲，她被当地的惨象惊呆了，要求任命“超级胡佛”那样的人来协调救济。有这种想法的不止她一个。5月上旬，史汀生自己就在扮演斡旋的角色。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史汀生担任过胡佛政府的国务卿，还担任过塔夫脱政府、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陆军部长，他在华盛顿可谓绝对的大人物，也是完美的总统“后门”。他悄悄地敦促杜鲁门，是时候打电话给胡佛了。在他的日记里，他写道，总统很“诚恳地默许了”这个想法，并且让它听起来像是他期望胡佛从今以后能随时过来似的。
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邀请。朋友们催促胡佛再次主动提供帮助。午饭后，伯纳德•巴鲁克也敦促他再次致电杜鲁门。胡佛回忆：“已经是第4次了，我不得不说明我不会去华盛顿，除非受到总统的直接邀请。”朋友们一直对他说，如果他出现在白宫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被任命“去欧洲执行大任务”。但是胡佛相信，他们是在耍手段，不让官方主动提出邀请，从而不冒犯“左翼人士”。前总统这样总结，如果杜鲁门需要他的建议，他能自己提出来，“由于华盛顿小团体的卑鄙和恶毒…………我想对他们说，让他们全部见鬼去吧。”
于是在5月13日，史汀生邀请胡佛星期天到他长岛的家中午餐。胡佛的密友埃德加•理查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件事“很机密”。胡佛没有隐藏他的骄傲和怨恨。这些年来，民主党一直在压迫他。如果杜鲁门想修复关系的话，他得行之得当。但是他的态度在软化；胡佛对杜鲁门的执政风格印象深刻，他告诉理查德，他认为杜鲁门将成为一位好总统，“尽管他是民主党人”。
但是，那周晚些时候，当史汀生提议胡佛到华盛顿去拜访他和一些助手，从而探讨欧洲局势的时候，胡佛犹豫了。老朋友间非正式的午餐是一回事，但这个会议听起来太官方，而且胡佛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削尖了脑袋想挤进那个圈子。史汀生说，他在“小题大做”。但是，胡佛一直听说总统身边的人说杜鲁门不想和胡佛扯上一点关系。据报道，罗斯福的拥护者、白宫发言人史蒂夫•厄尔曾说过：“如果胡佛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他得跪下来乞求。”
这将成为俱乐部的难题：你如何*纵那些总想着把总统们分开的顾问们？胡佛知道如何打通白宫门路，知道当一位总统想向他的助手们寻求建议时会发生什么。他能获得真正的内部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杜鲁门自己这么要求。
也正是在5月24日，杜鲁门亲自在白宫的信纸上写了封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如您在华盛顿的话，我将很高兴和您谈谈欧洲食物危机。
我也将很高兴结识您。
谨启！
哈里•杜鲁门
那种姿态将要求杜鲁门做一些工作。杜鲁门说，罗斯福的拥护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领导，他们现在垂头丧气”。他们在仔细瞧着，刷新着杜鲁门对罗斯福规则的违反记录，为胡佛恢复名誉是罪大恶极的事。杜鲁门等着他的幕僚第二天早上爆出这个新闻。正如其助手埃本•艾尔斯回忆的，“总统说，他想告诉我们他自己昨天晚上做的事情——而我们听了后都将会向他丢砖头。”
胡佛立刻回了信，会议定在5月28日；他的朋友理查德注意到，胡佛对受到邀请感到“兴高采烈”。访问当天早上的社论中，《****》庆祝了当代总统俱乐部的成立：一次峰会“让这两个人互相协作，将比美国的任何两个人能更有效地减轻一亿人的苦难…………胡佛先生的建议一直在那里，但却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垂询”。
胡佛稍微有点早到了，再次看到和感受那很久未见的大厅。他向那些在他任上就已经在那工作的员工问好。然后他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问候了杜鲁门。他对会议的记忆不像杜鲁门后来的回忆那样丰富。
胡佛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像拆卸钟表，他向总统谈了他对食品危机的感受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接下来至丰收的3个月是关键：要避免灾难，每个月需要100万吨的小麦。他提醒杜鲁门，当威尔逊让他负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救济工作时，他有权力减少繁文缛节，也能让“四巨头”在巴黎和谈，从而扫清他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接下来的90天里…………除了军队，没有任何机构能免除官样文章这个难题。”他强调了战略上的迫切性以及人道主义上的迫切性。他对杜鲁门说：“最低限度生活费意味着饥饿，而饥饿意味着会滋生共产主义。”
胡佛在家里时说过，杜鲁门应该成立一个与战争理事会平等的经济机构来战胜****，制定政策并减轻杜鲁门身上的担子。而且农业部长需要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如何种植和分配食物。
他们谈论了日本问题，以及如何获得和平；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开战的风险。杜鲁门问胡佛是否能将他的想法写个备忘录给他。
会议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这点值得注意，要知道杜鲁门是很吝啬他的时间的，他缩短了内阁会议一半的时间，并且将大部分的访客时间限制在15分钟内。当他们谈完后，杜鲁门回忆，他邀请胡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白宫过夜；胡佛对他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更想住在酒店里。杜鲁门后来写道：“如果我处在他那位置的话，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但是他又补充说，他确保，不管胡佛什么时候来华盛顿，他都将受到最好的接待。
记者们急于向胡佛打听所发生的一切。他站在那里，再次站在摄像头前，媒体都想知道他想对再次回到行动中心说些什么。胡佛等这个时刻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是，这位前总统用一种奠定总统俱乐部首条原则的姿态没有发言，让他的继任者传达信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权宣布他可能对访客说过的任何事或访客对他说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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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确实获得了政治利益。《时代》周刊报道，胡佛的访问，“既聪明又大方。通过关键一击，他赢得了共和党人的一片掌声，而且很明显地提醒了全国，现在迫切需要为欧洲提供食物。”胡佛怀疑，这次努力的表面文章要比实质内容更重要。他在自己的记录里总结说，杜鲁门“只是想给全国留下一种充满善意的印象”。
回到沃尔多夫酒店后，胡佛开始写他答应杜鲁门的会议备忘录。他仍然对白宫警卫持怀疑态度，于是他通过杜鲁门的新任白宫发言人查理•罗斯将备忘录交给杜鲁门。另外他还写了份便笺：“我现在给您送去这封信，但我不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这些东西要经过几手才能到达您的手中。”罗斯确保杜鲁门收到了备忘录，然后总统将备忘录传递给了他的内阁，并且让国务院分析关于日本的和平提案。他授予军方很大的权力处理救济工作，为他和胡佛在接下来的一年要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访问过去一周后，胡佛公开感谢总统做了一份“令人钦佩”的工作。
但是，正是杜鲁门从会议上采纳的建议满足了总统职位的不寻常需求。3天前，在他的日记里，他记录了此次会议，他没对食物救济、日本问题或其他事情多说什么，除了说了句讨论很“愉快和有建设性”。
让他感受深刻的是，“美国这两位总统对所面临的困难”的共同理解。
杜鲁门曾对他的母亲说过，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每寸土地上的歌唱家的数量都要超过全国所有歌剧公司加起来的歌唱家总数。胡佛对此也有所了解。
“我们讨论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且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它们。有人在尊严和特权上遇到麻烦了。当一个人与总统的关系很近时，那就糟糕透了。他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这甚至对杜鲁门的老参议员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过来聊天喝酒，然后回去就对记者们夸夸其谈自己是怎样帮助哈里拯救了世界。“那种公众情结很糟糕，很少有人能摆脱它。当那些没有啥缺点的人过来时，我会努力抓住他。”
那天晚上，总统脑子里还想着什么？整个世界都压在他身上时，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公众的人物，他感受到了那种特有的孤独。那天早上，他步行穿过大街到圣约翰教堂，并钻进最后一排座位。他认为教堂里能认出他的人不超过6位。他在日记里写道：“当家人离开时，我总是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再关心我戴什么领带，理什么发型，穿什么鞋和衣服。”
在他致胡佛的感谢信中，杜鲁门加了个后记：“我很感谢您能来看我。这让我倍受鼓舞。”
拯救世界的委员会
两个月后，杜鲁门亲自视察战区，去了解事情到底有多糟糕。1945年8月，去柏林城外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乘车穿越整个城市，城里遍地是病人，四肢不全，充满绝望。正如历史学家大卫•麦库卢所说，所有战时总统中，不管是林肯、威尔逊还是罗斯福，他们都不曾看到过杜鲁门看到的情形。用总统自己的话来说，柏林成了“十足的废墟”。人们脸上那木然的表情萦绕在人心头。
接下来的几周，事情变得更糟了；太多的欧洲农民已经被征兵入伍，太多的肥料已经被改制成炸药，太多的农场机器厂已经被改造成弹药生产厂。到9月时，农作物收成不好已经成定局，饥饿的威胁越来越大。尽管签署了国际协议，但苏联对待协议条款似乎很随意，他们已经在一个接一个地吞噬那些被削弱的国家。
同时，美国工人也不安宁，房屋短缺问题明显，杜鲁门的内阁有点难以驾驭。杜鲁门发表了一份16000字的咨文，描述了他在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失业和最低工资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让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感到愤怒。国会中很多人震惊地发现：哈里•杜鲁门竟是位自由派人士。
胡佛和杜鲁门继续联系着，前总统密切关注着各方利益博弈，他对一位朋友说：“杜鲁门没有他前任的那种熟练的政治手腕和收买政要的能力。”胡佛会同情别人；在其总统任期期间，他成功分化了共和党国会，甚至他自己的一位专栏作家好友都称他为“世界上最左翼的总统”。
杜鲁门并不是很愉快。圣诞节时，他和贝丝回到密苏里州的家里，但是圣诞过得并不是很好。过了几天，回到白宫后，他给贝丝写了封古怪的信，写好后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很明智地把信锁进了抽屉。信上说：“我现在身陷白宫这个巨大的白色坟墓中，这里充斥着抱负和荣誉。”贝丝近来一直不很支持他。他的信听起来有点沮丧。“没有谁像我现在这样需要帮助和支持。如果我能利用我们国家最好的人才，再加上我家人的一点帮助，我将能完成任务。”
对于解决他眼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最好的人才恰恰就是赫伯特•胡佛。几天后，1946年1月4日，新任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电报给杜鲁门警告说，食品危机恐慌蔓延，重建工作举步维艰。欧洲的小麦和亚洲的水稻供应量低于预期；在荷兰水坝被毁的区域，大部分已被洪水淹没。德国汉堡爆发了食物骚乱，洗劫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人不得不靠吃橡树叶子度日。旱灾和蝗灾让非洲和印度粮食大幅减产，甚至加拿大的小麦产量也下降了25%。杜鲁门说，艾德礼“请求我采取积极的行动”。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他在内阁会议中宣称，不管美国的农民能生产多少小麦，都不足以兑现美国对海外国家的承诺。他打电话给胡佛，胡佛既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也知道杜鲁门处理问题能力上的局限性：在1946年冬天，让美国人减少自己的粮食消费来增加食品出口，这个时机很不适宜。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感觉自我牺牲不再是为国家服务，更像是痛苦。人们排队购买糖、长袜和洗衣机；由于战时物价控制逐渐变松，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通货膨胀的风险在提升。
但是胡佛不相信定量配给和政府管制。他宣扬自愿主义：很多人还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出来的领导力，“胡佛式政府公关”，1917年胡佛担任威尔逊政府的粮食大臣时组织过“周三不吃小麦，周一不吃肉”的活动，以此节约粮食出口国外。胡佛向安德森提建议，请他劝服总统发起这项节约资源的计划，杜鲁门立即这么做了。2月6日，杜鲁门列出了9点紧急粮食计划，包括减少美国威士忌和其他以粮食为原料的酒的产量，限制使用粮食喂养牲畜，从小麦中提取更多面粉，并让面包更灰些。
杜鲁门的广播讲话犹如雷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养活全世界的任务现在落到他们的肩上了，但是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份漂亮的工作。现在，没有明显地削减粮食消费来增加出口量，欧洲正面临着灾难。1亿欧洲人民度日如年，每天的食物量不足一般美国人一半。杜鲁门说：“现在与任何战争岁月相比，由于缺乏食物，更多的人面临挨饿甚至饿死的危险，或许人数要超过所有战争时期的总和。”
胡佛立即做出了贡献。他从沃尔多夫酒店的房间里发出一份声明，警告人们眼前所面临的“严峻的工作”，敦促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总统。但杜鲁门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2月，当安德森追踪到胡佛在哪的时候，胡佛正在佛罗里达州钓鱼。胡佛是否会愿意立即前往华盛顿主持紧急市民委员会，来增强人们的意识和促进粮食节约行动呢？他们愿意派架专机，不管是陆用还是水陆两栖的，去请他回来。
其中有些奉承话：据安德森说，胡佛在去年夏天就给了他最好的建议，而且他警告过的所有事情都已经成为事实。为了不让胡佛怀疑这是个陷阱，安德森提前向他保证说，这“不是炒作的政治安排”。
胡佛回了封电报，说他愿意提供帮助，而不是浪费他的时间。他认为市民委员会能力有限：他在去年5月就跟杜鲁门说过，所有的粮食管制应该由农业部长负责。胡佛向安德森抱怨说：“有人告诉我华盛顿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应该这么做了。”然后他指导安德森实施下面的方案，包括：需要对粮食需求量和富余粮食量进行全球评估，需要执行全国节约计划，需要协调整个食品行业。安德森仔细聆听，杜鲁门遵照建议逐条实施。
第二天，即1946年2月27日，杜鲁门给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先生和女士发了电报，包括：《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出版商尤金•迈耶、民意测验专家乔治•盖洛普、美国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长、美国商会会长和妇女投票者联盟主席。
杜鲁门写道：“我现在请您和其他几位具有公益精神的市民3月1日周五下午三点到白宫东翼开会。”电报上还加了点甜头：“前总统胡佛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将出席会议。我希望获得您的支持。”杜鲁门不在乎有人反对他会晤“那个可鄙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会议是“自我就任总统以来，我认为，在白宫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
在整个委员会聚齐前，胡佛就提前到达了白宫。他先跟杜鲁门私下进行了交流。他们谈论了安德森评估的粮食供需之间的差距。胡佛认为评估的数据“惊人的不符，因为如果数据是正确的，世界将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他们的最大希望是最大限度减少人口死亡。杜鲁门对胡佛说：“我有份工作需要交给您，除了您，本国没有谁还能完成。”他们需要将粮食从拥有粮食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需要粮食的人的手中，并且还要生产出额外的1100万吨谷物弥合供需差距。杜鲁门说：“如何供养国家和人民，您是这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人。”他说，请搭我的飞机，挑选工作人员，不管您需要多少时间，请调查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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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后来回忆这个请求时说：“我勉强答应了请求，因为我已经71岁了，我的时间本来是用在打理家乡的几个教育、科学和慈善机构的。”但是，尽管胡佛经常胆怯，但他却很少谦虚，他不认为还有其他人能承担此重担。一些有身份的人需要和最高领导会见，面对面会见，并且和当地人和媒体交流。还有谁能比一位曾经战胜过饥荒的前总统更合适呢？
那天晚些时候，当委员会全体人员和杜鲁门、胡佛还有主要的内阁成员开会时，会议要求削减25%的小麦消费，降低超额消费，直至欧洲获得粮食丰收。休会时胡佛说：“文明的命运将依赖于未来4个月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做出牺牲，是否愿意将世界从纷乱中拯救出来。”他再次强调需要设中央粮食大臣，消除瓶颈和终止将宝贵的粮食喂养牲畜，而不是供应给饥民。但是，再一次地，他尊重杜鲁门的总统特权。当记者问他怎样才得以将自己那设置粮食大臣的想法灌输给杜鲁门时，他拒绝回答说：“不公布我对总统的说话内容，这已是我的惯例。”所有人听到此话都笑了。
胡佛和杜鲁门在白宫会见4天后，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回到了他的老家密苏里州。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县的演讲动摇了战后和平的基石。他也警告了欧洲的局势：“没有人能想象出那种‘无边无际的人类痛苦’。”但是，饥饿并不是唯一的威胁。丘吉尔警告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市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市，一张铁幕已经从欧洲大陆落下。”可以肯定的是，民众很绝望，秩序已完全破裂，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力因此而增强，这种决心才是胡佛使命的基础。
供养他们很重要，赢得他们的忠诚更重要。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尖锐的社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自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已经有所降低。想到我们能通过友好的行为恢复这种欢迎度，这让人很愉快。”胡佛的旅途能实现很多有用的目的。《****》说：“如果美国方式能明显解除饥饿危机的话，它将比其他方式更有优势。胡佛先生再次重*他很久以前的旧业，这是美国主义的完美论据。”
赫伯特•胡佛已成为杜鲁门在“冷战”中的第一武器。
5000英里使命
在出发之前，胡佛发表了一次全国广播讲话，呼吁美国人在道德上帮助应对这种处境。5亿人处于危险之中，现有的富余粮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创造性和节约将解决另一半。胡佛说：“如果你的邻居正在挨饿，你将给他们提供粮食，对于那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你是否能把其中一位想象成你餐桌上的一位看不见的客人呢？”
一个星期的磋商后，3月17日星期天，胡佛和他的团队从拉瓜迪亚机场搭乘绰号“忠实的牛”的军用C-54飞机出发了，那驾飞机之所以有这个绰号，因为它在起飞和降落时会发出哞哞牛叫似的噪声。这次旅程将在5天内访问22个国家。在接下来几周中所见到的景象让他多年难以忘怀。在华沙，十间房子有九间被摧毁，他注意到“城市中充满复仇的恐惧。”他参观了贫民窟、施粥场和孤儿院；他听到一位妇女对他说“我们厌倦了死亡”。当这个团队去罗马号召人们提供帮助时，其中一名成员注意到，即使是最奢侈的酒店菜单也“只够一只金丝雀享用”。
收集数据，然后将其整合，再用来提高能获得的粮食的供应量，并将其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难题。在挪威，胡佛得知有20万吨富余的鱼，但如果有更多的盐来保存这些鱼的话，这个数量还可以翻番；于是他安排美国在德国的官员去弄所需要的食盐。
财政部长约翰•施奈德在回忆胡佛的行动时说：“他找到了大量储存的粮食和黑市上的粮食源。如果没有他对社区的知识、背景、了解和熟悉的话，我们很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他的经验和身份对我们很有用，因为我们知道了市民和政府过去玩的把戏。”
杜鲁门渐渐意识到胡佛不仅仅是有用的海外替身。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胡佛能在国内给他帮上更大忙。当胡佛在4月中旬前往开罗时，杜鲁门和安德森还有饥荒紧急委员会主席切斯特•戴维斯共进午餐，他们决定召胡佛回国发表演讲，强化人们的意识。总统在第二天发了封电报。“紧急需要您回国一趟，告知公众您在访问中所发现的情况，以此促进赈灾工作。”
胡佛坚决反对。一方面，如果他推迟行程，印度、中国和日本人民将很失望，影响美国的友好形象。他提议做更激进和史无前例的事：总统俱乐部首次广播。广播中，面临众多国内压力的现任总统要求前总统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并加强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们准备了一份联合宣言，并于4月19日晚在四大广播电台由白宫的杜鲁门和埃及的胡佛先后公布。
杜鲁门先开口。他说，胡佛从前线发回的报告“一次次地让人更加理解那边人民所面临的绝境…………如果我们不少吃点，数百万人肯定将死去”。他请求美国人一周两天为欧洲人“苦行”节食。他默认自愿式节约行动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加强了行动力度。那个晚上，安德森宣布减少面包店的小麦用量、政府大量采购燕麦供出口，并为5月25日出口的每蒲式耳小麦多提供30美分奖励。
接下来是胡佛发言。相比杜鲁门的务实，胡佛更有说教味道，寻找那些能打动人心的话语。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在敲警钟，胡佛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回人们将真的用心听他讲话。几千万人收听了广播，这也是自离开白宫后，迄今为止胡佛首次拥有这么多听众。他强调了战略上的势在必行和个人应尽的责任。他说：“拯救这些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世界复苏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道德和精神重建的一部分。”
至此，胡佛的角色就不仅仅是杜鲁门的大使和代理人了；他是杜鲁门的海外情报员和国内的公共关系管理人。几天后，他警告杜鲁门多个欧洲国家可能会“非常积极地渲染”指责美国没能完成供粮任务。他引用了英国《笨拙》杂志上的一幅指责美国贪婪和自私的漫画。杜鲁门回了封绝密电报，感谢胡佛的足智多谋，以及他的所有努力，让美国获得了信誉。杜鲁门写道：“在这次非常危险的旅程中，我深深理解您所做出的个人牺牲和承担的风险，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将对本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宣扬奉献精神
当两位总统再次见面，也是年内的第4次见面时，他们考虑的就不只是饥饿问题了。他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苏联问题。杜鲁门抱怨和苏联人打交道很困难。胡佛在他的笔记里记录说：“我对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对待现在这群俄罗斯人，那就是要有种好斗的精神。”那是他们能听懂的唯一语言。胡佛甚至还为杜鲁门起草了一封电报发给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敦促其增加对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然后，胡佛回到广播前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和他做总统时不一样。“《启示录》里的四骑士中，那个叫作战争的骑士已经消失了——至少是会消失一阵子，但是饥荒、瘟疫和死亡仍然在冲击着世界。饥饿就像是如影随形的访客。它一日三次坐在焦虑的母亲身旁。它不仅仅带来痛苦和悲伤，还带来担心和恐惧。它让政府混乱而无力，甚至导致其垮台。它比军队还要有破坏性，不仅仅破坏人类的生命，还破坏人类的道德。在它的侵略下，生存的价值消逝，文明的成果破碎。”
还有一次机会转危为安：但是那需要让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扩大粮食出口。那不仅仅需要和阿根廷新任总统胡安•贝隆进行微妙的外交，杜鲁门、胡佛和美国国务院间也需要斡旋。
关于派胡佛出使拉丁美洲这个想法，安德森警告杜鲁门，“国务院将**”。职业外交家们都不怎么欢迎业余外交家，哪怕他们曾担任过总统。杜鲁门对此回应道：“我们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我会立即宣布这个决定。”美国曾想尽办法阻止贝隆上任，结果让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搞得很僵。胡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那种努力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赌注真的很高，再加上100万吨粮食，这赌注不容不尝试一把。
这就是胡佛答应杜鲁门的第二个使命，时间是1946年6月。这次旅程并不愉快，要在25天内访问11个国家。在委内瑞拉，他栽倒在浴缸里，还摔断了几根肋骨。在阿根廷，他出席了一场国宴，在219名客人中席位设在第196位。但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能弄到那160万吨粮食…………哪怕是啃阿根廷的泥土也罢。”
当胡佛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贝隆已经连续48个小时在办公。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有人掀起了反对贝隆的“全面战争”，而美国大使馆期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反对派总部的角色。美国大使使出浑身解数拖延胡佛与贝隆见面。但是，墨西哥大使做出了贡献，而且教皇也已经事先做了工作。胡佛和贝隆开了两次会，贝隆“非常诚恳”，他甚至将自己大选中所取得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反对。他对胡佛说，这让他得以号召国民“与北方巨人战斗”。胡佛说，贝隆的夫人伊娃具有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智慧以及海蒂•拉玛的容貌。
贝隆抱怨说，即使战争已经结束10个月了，美国还没有停止它对阿根廷的战时贸易限制，这让阿根廷失业率上升。此外，阿根廷的黄金储备仍然冻结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胡佛对此是否能做些什么？
贝隆补充说，他的战争不是针对欧洲人民，并且他也发布了行政命令，要在几周内释放更多的粮食储备。胡佛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一回到华盛顿就和杜鲁门碰了面，告诉他阿根廷黄金冻结和贸易限制这些事。正如胡佛的回忆，杜鲁门说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抓起了电话就打给国务院。
胡佛回忆：“我只听到对话一方的话，但那就够了。”总统命令撤销贸易壁垒和释放阿根廷黄金。胡佛问杜鲁门是否可以让贝隆知道这件事，“这样可以让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杜鲁门先生同意了，于是我给贝隆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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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一年中，杜鲁门和胡佛从完全的陌生人和政敌变成了好伙伴，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相互信任，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冲破了繁文缛节，击垮了官僚作风，讨好了独裁者，搬开了一两座大山。杜鲁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赌注很高，是胡佛确保了他的胜利。到那个月的月底，杜鲁门可以宣布，美国已经提供了550万吨粮食，兑现了美国做出的承诺，并避免了人道主义灾难。
胡佛对他的朋友说：“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因疲倦而向我**，我要离开去休息一会儿了。”
那年即将结束时，杜鲁门私下里写信给胡佛说：“您真正服务了全人类。”现在，这两位总统已经与共同的敌人进行了足够多的战斗，为他们间的那种友谊播下了种子。“我知道，在将来任何时候，如果我需要您的帮助时，我都可以指望上您。”杜鲁门如此写道。
2．“我们的独家工会”
——赫伯特•胡佛
杜鲁门和胡佛合力阻止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现在剩下的是要阻止另一场战争。
已经很清楚的是，在未来欧洲走向以及实力均衡问题上，苏联人和美国人看法不一致。美国人最想做的是撤军、复苏和重建，他们反对欧洲大陆事务，因为那会让美国卷入苦战。在这个时期，杜鲁门明白已经没有了回头路。现在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必须领导世界。
然而，让美国人民接受这个观点，让共和党国会接受这个观点，那需要能量、创新、运气以及那种只有总统俱乐部能提供的超级说客。
杜鲁门想做的事情野心太大，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即使当时并不处于政治困难时期。战争结束时，杜鲁门的支持率高达80%；到1946年底，支持率跌至32%。有人批评他愚蠢、庸俗，内阁会议迟缓，批评他会说错话。1946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不要他出力帮忙；有些候选人在**上播放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他的政党惨败，国会在16年内首次落入共和党人手中。
德国问题
1947年初，杜鲁门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德国问题，这是自战争结束后的焦点问题。我们是否要让它保持羸弱，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永远不会再成为威胁的国家？或者，德国是否注定要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是否让它越快地站起来，对大家才更好？杜鲁门和胡佛认同后一种观点；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共和党国会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援助德国计划。
杜鲁门需要找一位使者，这位使者必须要具有胡佛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政治影响力，而不是某个无名小卒或外交家。这有他自己的理由。总统的政治动机即便是在那时也是透明的。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是这样说的：“总统希望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能让国会共和党人印象深刻。”杜鲁门希望获得3亿美元；如果胡佛回来后确定美国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话，他就有更大把握获得那笔钱。当然，如果胡佛在第三次海外出使回国后反对总统的优先事项的话，杜鲁门将面临更大的问题。不管杜鲁门对胡佛有多信任，都能在这次任务中获得检验，而杜鲁门自己也甘愿冒险。
现在，政府里有些人在积极密谋，企图削弱总统俱乐部的影响力。正如《****》所指出的，派胡佛回欧洲当超级大使惹恼了陆军部的人，“让职业外交家们感到严重担忧。” 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即将上任，德国经济统一的任务应该优先排在他的议程之中。马歇尔很快要去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商讨德国和奥地利的最终和平条款。有消息称，让胡佛参一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此刻是多么微妙”。德国正遭受严冬，柏林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人们因严寒而冻死，食物、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太少。胡佛的观点是，德国需要开始依靠自己。但是国务院认为，如果要让德国成为西方的堡垒，这将要求改写波茨坦会晤制定的规则，而规则要求让德国工业疲软到在未来不能发起任何战争。
胡佛回忆：“当我回电华盛顿答应前去和总统谈话时，我很平静。”他最终还是去了。他确保在去白宫之前和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见了面；一些领导人后来承认，尽管他们想支持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就像老传统那样，他们希望有某种政治掩护。正如《时代》周刊报道，“如果胡佛报告中的观点碰巧和总统的观点一致的话”，共和党议员“将不会因为批准了政府的计划而承担任何责任”。
当胡佛抵达白宫时，正如他所说的，杜鲁门对报纸上的报道“非常愤怒”。胡佛坐到杜鲁门办公桌旁，写下了他对此次任务的看法，这样就不会有误会了。他同意对德国复苏进行“充分研究”，保证完全的自由，尽管杜鲁门提醒他注意“国务院的一些重要人物”。
2月2日，胡佛开始了他为期三周的征途，这绝不是去游览。他已是72岁高龄了。由于当地的政府大楼没有暖气，他还得裹着大衣和毛毯每天工作14个多小时。他几次患上了重感冒，还在纽芬兰的一次DC-4飞机急降中伤了自己的耳膜，听力也因此遭到永久性破坏。粮食再次变得极为稀有；他的一项方案是利用军队富余的配给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建立食堂和施粥场，从而让350万小学生能在中午吃上一顿热餐。
胡佛一回来就向杜鲁门汇报了德国面临的苦难。第二天，他花了一天时间和内阁官员谈话，包括和国务卿马歇尔开了两个小时会议。此外，他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陈词，并和25位议员共进了午餐。
回到纽约后，胡佛写了份关于奥地利的报告，并安排和杜鲁门再次碰面。总统一读到报告就坐下来写了封感谢信。杜鲁门写道：“对您愿意为陆军部和我做这两份调查，我想再次向您表达我的最高谢意。您对德国和奥地利局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确定，这将对莫斯科会议产生影响。”他确实需要表示感谢，因为他刚邀请重要议员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白宫会议，让他们知道，英国因为面临自身经济问题，他们已担不起拯救希腊和土耳其的责任。那副担子不是落到美国身上，就是落在苏联身上。后来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决定了到底是哪一方。美国再也不能偏安于大洋一边，而让欧洲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了。
3月12日，星期三，杜鲁门和胡佛在早上见了面；胡佛拒绝监督美国的救济工作，但他再次强调了控制援助资金使用方式的重要性。后来，杜鲁门前往国会。在那里，他提出了一项全新的使用美国援助和权力的框架。他要求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认为极权国家对自由人民的高压和恐吓损害了世界和平。他宣称：“我认为，我们要支持自由人民，他们在**少数派武装或外部压力，这一点必须成为美国的方针。”
记者注意到，议员们很震惊，看起来显得“有些困惑”，因为他们“在21分钟内看到他们国家的外交方针发生了急剧变化”。有证据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国会暴风雨正在形成”。尤其是共和党人，要想让他们支持民主党总统，并给他开一张巨额支票，让他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他们显然很不乐意这么做。
因此，在这次改革中，脚踏实地的胡佛是杜鲁门极其重要的盟友。他整个春天都在强调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如果能有效管理，避免错用援助的话，援助将最终带来回报。
他安排和10位共和党议员共进了早餐，但是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尽管杜鲁门邀请他住到白宫斜对面供外国元首下榻的布莱尔宾馆，他没有接受，“因为这不能让他享有他所希望的独立性；这暗示了布莱尔宾馆可能会被白宫连线。”胡佛在双方之间斡旋，他认为这符合国家利益：他不相信杜鲁门会浪费，也不信奉共和党人的孤立主义。
当议案最终成形时，其中包括了胡佛提出的许多关于成本控制的建议。于是，从他和杜鲁门共同奠定的基础上，美国的政治大厦冉冉升起，那就是“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再一次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那令人惊异的——尤其有影响力的——盟友。
1947年一整年，杜鲁门给他那骄傲的伙伴抛出了一系列橄榄枝。4月，他签署了一项国会决议，恢复了“胡佛大坝”名称：在签署决议时，他用了4支笔，并要求将笔都送给胡佛。
一个月后，华盛顿政治精英的烧烤晚宴上，胡佛现身。这也是他自1932年以来首次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上。这种史无前例的合作关系终于公开了。由于杜鲁门连任选举临近，胡佛说，他想避免“暗示，说我想让他加入我独家的前总统俱乐部”。他很同情杜鲁门，因为杜鲁门将面对反对派国会的严峻考验。他说：“这里，我再一次比任何其他活着的人都要更同情杜鲁门先生。”接着他赞扬了杜鲁门的优点和原则：“尽管我们面临着成千上万个海外危机，他依然在美国的国土上巍然而立。他给白宫带来了亲民的新动力。”
胡佛说完后，杜鲁门接过话，并写下一句话：“非常尊敬和感谢这位伟大人物。”12月，杜鲁门邀请胡佛参加白宫的招待会；后来一个月，杜鲁门邀请胡佛使用位于西屿的总统度假胜地。当杜鲁门一家在白宫挂了一幅胡佛夫人的画像时，胡佛尤其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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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在白宫任职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感受到他的前任能给予他的帮助，那种帮助或许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也不会因自负而羞于启齿。胡佛也找到了还礼的方式；在杜鲁门政府的最后一年，国会开始对公职人员工资征税，包括总统的工资。这对像胡佛和罗斯福这样的富人来说根本无所谓，他们到1944年就已经将自己一半的工资纳了税。但对于杜鲁门这样的总是那么困窘的人来说，征税的影响就很大了。白宫职员和佣人的工资由政府支付，但政府不负担他们的饭菜。如果只是家庭饮食的话，那么杜鲁门吃的往往是剩饭剩菜。杜鲁门跟他的朋友说，他每周带回家的工资基本上是80美元左右。
胡佛帮助并领导了给总统涨工资的行动。胡佛认为，如果杜鲁门每月能余些烟钱的话（杜鲁门并不抽烟），他将很幸运。1949年初，国会最终投票批准将他的工资提高到10万美元，涨了三分之一，并且给他的报销额度增加了5万美元免税资金，供其自由使用。
总统俱乐部的礼物
国会给总统更多的钱是一回事，给他更大的权力是另一回事。
杜鲁门再一次有求于胡佛，希望获得更大权力。
自1798年以来，美国行政机构全面的改革中，起码有过6次这样的尝试。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都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却没见到任何成效。
大多数行政机构改革试图限制总统权力，但是，当代总统管辖的乱糟糟的机构并不能很好地为总统服务。1945年5月，杜鲁门做了第一次国会咨文，当时他就请求当局重组行政机构。胡佛在那时支持了他；他给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乔治•班德写信（同时确保杜鲁门也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他说：“35年来，连续6位总统建议实行重组。这35年中，行政机构间政策上的重复、浪费和冲突就跟丑闻一般。”杜鲁门感谢他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这场战斗已拖延很长时间了，但始终没有成果。得知您原则上赞同这项议案，很是鼓舞人心。”而在这场战斗中，胡佛的知识也随之派上用场。
但是，在杜鲁门首届任期中，国会成功阻击了他的重组努力。尤其是在1946年共和党接管国会之后，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建立更小的政府，而不是更有效的政府。胡佛的政府每年耗费40亿美元；在战后岁月，杜鲁门政府的耗费要超出那10倍。之前的60.4万名雇员现在已上升至200万人。政府支出占全美GDP的四分之一，它拥有5000多座大楼，100万辆轿车和卡车，油漆厂和锯木厂，在维尔京群岛上还有一座酿酒厂，在田纳西州拥有年产值2000万美元的化肥厂。哪怕是哥伦比亚河里的一条鲑鱼，只要它游到上游产卵，它就会受到12个不同的联邦机构管辖。
于是，1947年7月，国会成立了政府行政机构组织委员会，与过去的机构相比，这个委员会有更多自**。委员会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公有行业中“促进经济、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它要在1948年11月提交报告，确保能为新任共和党总统清理门户提供蓝图。议长乔•马丁任命胡佛参加专家小组，而胡佛和往常一样，如果不担任专家组主席的话，他就拒绝参加。
作为唯一还活着的前总统、一位令人尊敬的并且和共和党国会关系亲密的老政治家，胡佛自然成为首选：对于那些决心废除罗斯福政策的人来说，他们乐意委托胡佛给那些“自称为自由派人士的叛国者”以致命一击，并且为公共领域引进健康的管理制度。
但是，虽然这个时候杜鲁门对胡佛的能力已深信不疑，胡佛的共和党支持者们对此还不清楚。那就是几乎所有前任总统都拥有的强大推动力：你会保护总统职位，而不管此刻是谁在总统这个位置上。胡佛的委员会助手唐•普莱斯说：“胡佛先生绝不会攻击总统职位。”胡佛在国家危机时担任此职，他还因为未能多出力解放总统职位而承担过错；如果他成功转变总统职位的话，他能保护他的继任者们免遭相似的命运。
一些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非正式签署了可能破坏他整个议程的法案，这显得很幼稚。但是杜鲁门现在已经感觉到，胡佛并不反对加强总统职位并让这个职位更富于组织性这个想法，他同意罗斯福选择的使用方式。杜鲁门要求委员会发回“你们最中肯的调查结果，不要管别人高不高兴。”当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时，杜鲁门将其顶了回去。他说，胡佛是“我所知道的最佳人选，他将为我完成这份工作…………你们政客不要干涉他，我们会在政府中找到组织性的。现在，萨姆，就跟您讲这些，请您也帮忙”。
胡佛把这件事称为他的“最后一次对公服务”。委员会有权检查2500个部门和机构，期望削减400亿美元的预算。比如说，大约一半的政府采购订单将用在采购那些成本低于10美元的东西，而实际上，处理这些订单的文书工作的成本却达到了11.20美元。胡佛预测，如果成立中央采购机构来精简政府手续，每年将节约2.5亿美元。
胡佛成立了24支突击队，他们秘密见面；他雇佣了研究人员，招募了专家，包括两位前内阁成员、13位副部长、3位前参议员和5位州长，以及10位大学校长。许多人都有节约和支持商业的好习惯，他们帮助稳住了委员会的方向，这个小组从不因党派私见而分裂。杜鲁门的代表努力拖延对“新政”机构的攻击，但是他们人数不够。詹姆斯•罗律师就是委员会的一员，他是新政支持者，在罗斯福到约翰逊时期一直担当总统顾问。据他回忆：“胡佛会认为，他将利用这个委员会从实质上来推翻新政。我认为他是位非常热心、非常真诚的人。他是个工作狂。现在已经75岁了。我记得我们过去常常一直工作到星期六早上才分开，分开时他还会说‘我在下周一早上会带回三份报告的草案。’他乘火车，整个周六和周日都会花在工作上；而在坐火车回来的路上，他那些报告就已经写好了。报告写得可能不是很好，风格糟糕，但他会一直做修改。”
他们是想帮助政府“以更小代价做更多事情”，但是对于保守派而言，这实际是“以更小代价做更少事情”。在一份他从未发表的关于委员会的回忆录里，胡佛把杜鲁门的代表描述成“马屁精…………他们都相信共和党将赢得大选，他们很少恭维杜鲁门先生。有时候，我看起来是唯一一个替他说好话的人”。
还有一个领域是胡佛拒绝让别人代理的：那就是总统的待遇。他说：“我想我自己会接受那待遇，还有谁能更了解这点呢？”
他向杜鲁门的预算主管詹姆斯•韦伯求助，告诉他，他将亲自调查总统职位的需求；韦伯对杜鲁门说，这“是可喜的进展”。韦伯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观点，“让那些未担任过总统或从未和总统有过特别亲密关系的人来衡量那些提案，这将很困难。从我和胡佛的几次谈话中，我相信他知道其中的难度，他知道处理整个问题将很困难。”
与此同时，另一场选战…………
胡佛不想给杜鲁门带去更多麻烦，而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将很可能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同时，胡佛也不想让自己那宝贵的委员会成为党派争来争去的橄榄球。他和杜鲁门的白宫发言人查理•罗斯共进了午餐，告诉他，共和党大会邀请他发表主旨演讲，但他拒绝了——从这点你可以看出他在修复名誉上取得了多大进步。他向罗斯保证他只扮演一个小角色，避免任何对总统的攻击。这种姿态并未在白宫赢得广泛的欢迎。据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艾尔斯所说，在白宫内部会议上，“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其他人笑着表示，他们非常遗憾胡佛未担任共和党主旨发言人，因为他们觉得这反倒会帮助民主党人。”
胡佛在共和党大会上发了言。《时代》周刊报道：“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有些共和党人被猛烈攻击，但胡佛的演讲抛开了党派之争，而谈论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强调了加强西欧和捍卫自由的重要性。杜鲁门写信给胡佛，赞扬了他那“政治家的说话方式”：“有些人认为，政治只不过是场游戏，是为赢得个人利益的游戏，如果您听从了他们的劝告，那您就是在浪费时间。”
有人可能会指望总统大选将不会成为两名对手的嗜血斗争。杜鲁门声称他信仰那种绅士般的选战。杜鲁门曾说：“如果你不攻击那些曾经帮助过你而且还是你朋友的人，你就不能赢得大选的话，那就不值得赢。”但是，当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的这种信仰就被放弃了。
或许是习惯早已根深蒂固——所有活着的民主党人都知道怎么和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竞争。杜鲁门称，这场选战是拥有狭隘价值观的普通人和希望在每个回合都进行欺骗的共和党“权力说客”之间的斗争。在其一篇演讲中，他16次提到胡佛；没有一次是表扬他的。杜鲁门说，要是阿尔•史密斯在1928年击败胡佛就好了，“我们和整个世界将少遭受难以言表的痛苦与苦难。”竞选中，杜威的竞选火车意外倒开进伊利诺伊州的人群中，杜威称他的工程师是“疯子”，杜鲁门也以此类推：他开始把胡佛比作工程师，“把火车倒开进了休息室，让我们恐慌、萧条和绝望。”
对杜鲁门而言，这或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政治竞争，但“胡佛先生被完全震惊了”，据詹姆斯•罗回忆：“他想不通，一个对他那么友好的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说，‘胡佛先生，这是政治，他不得不这么做。’”
“嗯，我想他也会那么做的。”胡佛说。这可能只是自我安慰，但杜鲁门的话并不是他本意，他对他的参谋长约翰•斯蒂尔曼坦白：“胡佛对大萧条的责任并不比你我要多。”
而整个过程中，胡佛都没有亮出自己的武器。透过21世纪的政治斗争的镜头，很难想象的是，一位拥有致命武器的政党领袖竟为顾全大局放弃使用它。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如果他的委员会在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人共享材料的话，一旦选战结束，这将成为“相当易燃的东西。然而，胡佛先生和他的成员们很谨慎地对低效、无组织性、重复和浪费的事实守口如瓶，直至大选结束”。胡佛似乎是铁了心了，他认为对总统职位的成功改革比个人的大选更重要——即便那意味着民主党人将在白宫多待4年。
第11页 :
杜鲁门先生的推销员
杜鲁门赢得了他历史性的连任竞选，而胡佛则继续保持他高贵的沉默。有谣言称，胡佛将退出委员会；民主党人也赢回了对国会的控制，这意味着，由未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领导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能确保他们的权力了。艾奇逊敦促杜鲁门放弃整个努力。
到此时为止，胡佛已经花了14个月和数不清多少个小时的工作完成了19份报告，约200万字。这些报告将注定会被媒体和国会严厉批评。而胡佛最大的希望是，委员会合理的提案将超越特权或党派私见的争论。
胡佛请杜鲁门的助手韦伯一起吃了午餐，向他发泄了心中的沮丧：他们是如此卖力地工作，他也相信将有共和党的总统来实施他的建议，但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韦伯回忆：“我能做的只是让他尽量发泄吧。我说，‘这不是一位前总统应有的说话方式。如果您的工作在过去是好的，在明天也会是好的。如果您真的认为它确实好，我将竭力提醒杜鲁门，哪怕我们不能继续我们的合作。’嗯，他的脸上绽放出了微笑。在他看来，就像被罗斯福总统撵走一样，他将再次被抛弃。”
两个人边聊边走回到韦伯的办公室；然后韦伯给杜鲁门打了电话，杜鲁门那时正在西屿岛享受他大选胜利的喜悦。韦伯相信，如果杜鲁门和胡佛联手的话，杜鲁门还将受益更多。他在大选3天后给总统的备忘录里写下了他的论点。
韦伯说，共和党人通常对强大的总统权力持怀疑态度。但是，“基于我和胡佛先生的关系…………我相信，现在有可能让上届共和党总统敦促您接受…………新的总统行政职责，而共和党在历史上则一直反对这么做。”
韦伯对杜鲁门建议：“如果那能实现，这至少将表现出两党间的协商一致，您也将毫无疑问能够获得新的更高的总统领导权…………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
胡佛似乎是已经确信问题就是政府过大或政府组织性较乱。他在大选后对记者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现有的每项政府职能都能高效运转。我们的作用不是判定这些政府职能是否应该存在。” 事实上，恰好在这个时候，杜鲁门在第二天站了出来，他再次公开表达了他对胡佛团队所做调查的支持。杜鲁门向胡佛保证，行政机构“给高效而经济的管理造成了很多困难，现在必须进行更新。这个任务，正如您和我从我们的经验中得知的，就是要将这种大的概念落实到具体而明智的行动提案中去”。
几周后，两位总统私下里承诺联手。杜鲁门几乎进行了一次秘密的总统俱乐部的内部合作。杜鲁门写道：“我一旦从祝贺信和相似文件中有所发现的话，我将很想和您谈谈整个话题。我相信，我们真的能获得一些好的结果，因为您和我完全理解让政府更高效运行需要什么。”
然而，胡佛仍然怀疑杜鲁门在委员会中的代表。理查德在拜访完胡佛后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们一直配合到11月总统大选，然后就开始制造麻烦了。毫无疑问，对所有真正恶毒的新政拥护者们来说，他们都不想揭露过去15年中的不当之处。”胡佛开始怀疑新政拥护者们在重组中违背了杜鲁门自己的利益。他继续将所有事务加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即使他怀疑在民主党重新掌控权力之后是否还能产生好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首份委员会报告对公众公开了。胡佛面对的是一次复杂的政治算计，而这一点根本不是他的强项。他必须决定是否要求他想要的，或者要求他认为他所能获得的东西。他是否会削弱他的调查结果的影响力，从而对民主党人让步，还是会不计后果呢？
1949年1月7日，杜鲁门和胡佛见面讨论细节；需要清除或精简多少机构，如何让内阁成员支持委员会的建议。现在有两位来自不同政党的总统同心协力，一起扩大他们都担任过的总统一职的权力。
一周后，胡佛敦促国会授予杜鲁门重组行政机构的权力，而不用事先获得立法机构的许可。第一份报告提交的时间是在2月7日。报告说，“世界事务的关键时刻”要求，总统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对人民和国会负责。胡佛提供了27条具体的建议，包括将大约65个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机构削减三分之二。通过获得多数人投票支持，国会仍将有权在60天内否决重组安排。
在过去，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一直反对授予总统这样的一揽子权力。当罗斯福试图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时，有人指控他梦想成为“行政独裁者”。但是，以前的所有调查研究都达不到胡佛所做工作的那种规模或详细程度，改革的需要和时机也从未这么合适…………最终，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写道：“没有人在国会前有这么强大的…………来自两位总统的联合支持，其中一位刚获得一场伟大的连任胜利，另一位前总统则被认为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权威人物，因为他最了解美国政府的运行方式。”
换句话说，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联合起来捍卫白宫议程，反对华盛顿其他人的狭隘利益，这亘古未有。这事实上是对总统俱乐部潜力的第一次真正的检验。
1949年2月7日，胡佛提交他第一份报告的那天，众议院通过了重组法案。《时代》周刊称其为“多年来国会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投票之一。现在的方案挑战惰性、蔑视传统，让总统有权撤销…………一些国会本身最喜欢做的工作。而且，它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以356票同意对9票反对通过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委员会提交了关于重组国务院的更深入的报告，将国家安全和国防装备统一在一起，提高了农业计划的逻辑性，集中采购权，减少过多库存和浪费。在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杜鲁门又给国会发了一个接一个的重组计划，而胡佛在与杜鲁门沟通的同时，他整个夏天一直在游说。7月份，在参议院致辞时，胡佛驳回了对总统计划的质疑，他责备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拉塞尔•朗说：“参议员，请不要试图在总统和我之间找差异，因为总统在这整个工作中都一直很配合。”
总统重生
虽然建议的范围太广，全部完成需耗费数年。但是，胡佛委员会的提案最终有70%完全生效，让总统加强了权力，减少了立法的干涉，简化了行政的流程。据保守估计，这帮助还节约了数十亿美元。即使至1961年，历史学家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还感谢胡佛帮助五角大楼节约了数十亿预算。
就是这样，一次不太可能的合作带来了一个新的总统职位。这个安排对他们两人都有好处：截至1951年，杜鲁门和胡佛在盖洛普“最受钦佩人物”榜单上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五。两位总统一起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对总统职位的变革。一个为扼杀“新政”而成立的委员会，却通过它所建立的更高效的机构拯救了“新政”。事实上，1953年杜鲁门在白宫的最后一个晚上，据说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彻底改造了白宫，从而不让未来的总统犯错误。
杜鲁门在离任时确信，前任总统们在卸任后仍能很有价值。他在多年后写道：“一个有过当总统经验的人，或者一位副总统，或者是众议院议长，他们有机会成为比任何人都熟悉我们政府的人，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寻求帮助和意见。所以，我们不能漠视那些有这样特别经验的人，不能对他们置若罔闻。至少，对我们的前任总统们要如此。”
当然，当杜鲁门写下这些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前总统了。他那时看着他的老友和伙伴登上了总统之位，暗示他们要留心他的建议。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2年胜选总统时，总统俱乐部就有两位成员了，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然是真正的朋友了。这种友谊在后来十年不断深化，部分原因是他们都对那位当选总统的将军有种令人惊讶的敌意。
杜鲁门的预算主管弗兰克•佩斯说，杜鲁门“真正给予了胡佛作为一位前任总统应得的全部尊重和关注…………我知道胡佛先生对此非常感激。尽管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人，我知道杜鲁门先生给他的待遇对他的影响有多深”。
从合作伙伴到朋友
离任后，胡佛和杜鲁门抛开了政治斗争，继续保持互动。他们一起在纽约、密苏里州独立市和佛罗里达州基拉戈市访问，为商业俱乐部提供咨询。由于他们的名字和威望经常被同时用于多种场合，为避免他们冒不值得的风险，胡佛写信给杜鲁门提议：“我认为我们需要达成一份协议，在未经我们事先磋商前，不允许邀请方诱使我们联合行动。”
1957年7月，杜鲁门邀请赫伯特•胡佛到他的总统图书馆献辞。形成自己的遗产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即使当他们发现自己这么做时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在当代总统之中，萃取遗产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图书馆，首批这么做的总统对彼此的努力都有很大的兴趣。
胡佛重新安排了他的旅行计划，答应前往，“除非天灾人祸破坏”，因为“我们独家的工会的一大重要工作就是保存总统图书馆。”
杜鲁门回信说：“您的来信是我所收到的最美好的信件之一，正如我们在密苏里州所说的，我对此非常重视。”
1962年，轮到杜鲁门为胡佛的总统图书馆献辞时，他说：“我感觉我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两人交换了他们正在写的书。当胡佛收到杜鲁门的最新作品时，他回了封他们所写过的最真挚和最亲密的一封信。他说，这本书“是最珍贵的文件之一。”他接着赞美他那违背了他的政治本能和贵格会***守的民主党朋友：
这里，我想多说一些，因为您对我的友谊比您所知道的还深入我的心扉。
我在1914年放弃了一份成功的职业，投身公共服务。我的服务生涯贯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8年之久。
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我第一时间支持总统，并乐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凭借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丰富经验，我当时认为我的服务将再一次有用。然而，我没收到任何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活动仅限于不断在国会委员会中请求再请求。
当您入主白宫后，您在一个月内就向我打开了大门，让我从事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份工作——公共服务；您没有重复那些曾经在之前的岁月里出现过的不光彩的行为。
我对此及您的友谊深表感谢。
如果胡佛和杜鲁门能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更不用说两位真正有共同之处的总统携手能做什么事情了。
第12页 :第二章：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精心追捧，痛苦分手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精心追捧，痛苦分手
有些总统，比如林肯和罗斯福，他们在任时赢得了最崇高的地位，但他们却没能活着在卸任后利用这种地位。而在20世纪的人物中，或者说除了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任何人物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前，就获得了比总统还要大的影响力。在二战中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面对的压力堪比国家元首。事实上，要比许多总统曾面对的负担更重。因此，谈及向前任总统们寻求安慰或指导，艾森豪威尔的需求微乎其微。而对于其总统遗产而言，他在就任总统和卸任总统时所受到的欢迎要胜过任何活着的人，这很罕见。
那让他成为了总统俱乐部中特别有权力的成员，而他从未真正想加入这个俱乐部。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在1945年历史的关键节点见面，时间仅在杜鲁门就任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击败纳粹德军几周之后。他们一起为建立美国世纪、复兴欧洲、改革军队、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国家安全机构应对冷战挑战打下了基础。艾森豪威尔称他们间的友谊是“无价的”，一直到这种友谊在1952年激烈的大选竞争中土崩瓦解。那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脱下了军装，成为了政客，并且很快发现，他最大的敌人中有一位是他的老朋友哈里•杜鲁门。他们之间的战斗从来不是真正关于政策或者政治的斗争；他们间的敌意很深，而且纯粹是个人之间的。杜鲁门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但却是道德上的懦夫，不能面对自己党派的最糟糕部分。艾克对杜鲁门也同样蔑视。然而，这种蔑视混杂着内疚，因为至少在某个时刻杜鲁门是正确的。
1953年总统就职那天，他们几乎没说话。10年间，他们从互相无视转至互相侮辱。一直等到他们两人都卸任，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并排走在那个继任他们职位的人的送葬队伍中时，总统俱乐部才又和睦起来。
3．“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
——哈里•杜鲁门
正如胡佛那样的前总统可能会为“菜鸟”总统派上很大用场一样，一位未来总统的明星作用经证明也同样很有价值。
1945年，杜鲁门向胡佛求助后一个月，他认识了西方文明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受人们爱戴的程度就好比胡佛当年受到的辱骂一样深。杜鲁门从这两个人中找到了帮他塑造战后世界的盟友。
1945年4月，当听到哈里•杜鲁门因罗斯福突然去世而成为总统的消息时，艾森豪威尔承认，他和数千万国民一样“在沮丧和伤心中入睡。”
这种反应绝非针对个人。艾森豪威尔与副总统素未谋面，而他也从来就不是罗斯福的近臣。但是，对他和其他将军来说，“…………这个时期太关键了，不应被迫改变我们的国家领袖。”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杜鲁门肩上的担子将会有多重。新的威胁俨然像强敌一样正在* 近。
几周后，艾森豪威尔在法国东北部的一小型红砖校舍内接受了德国投降，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喜悦。”1945年6月18日，杜鲁门下令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休假一下午，欢庆胜利，欢迎赢得了战争史上最伟大胜利的最高统帅凯旋。
100万人走上了闷热而遍插彩旗的华盛顿街道，为了观看军队**，庆祝战争胜利，有些人趴在窗户上，有些人爬到了树上。艾森豪威尔乘四引擎飞机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他的夫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她那在过去三年中只见过一次面的丈夫。他走下了舷梯，将她抱在怀中并亲吻她。鼓乐齐奏，战机和轰炸机在头顶飞过，护卫**队伍一路到首都。据《****》描述，当时“狂喜之情”充盈整座城市。乔治•马歇尔将军建议艾森豪威尔：“站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您！”于是，当他的吉普车驶入宾夕法尼亚大道时，艾森豪威尔站了起来。他抬起自己的手臂，高兴而又有点尴尬，笑容几乎比他的脸都要大。
“他真是太帅了！”人群中有声音叫道。
“他朝我挥手啦。”
“他太了不起了。”
艾克抵达国会，并在国会、内阁、大使和最高**法官联席会议上发言，就好像他在发表自己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一样，只是台下的听众要比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所见过的听众要更虔诚。每一次挥手致意和鞠躬中，他都一次次强调自己只是他指挥的300万美国士兵之一。“他们值得你们的颂扬，应该在这里享受你们的掌声，”但是“我也很自豪和荣幸能向他们转达你们的赞美。”整个房间雀跃欢腾。
《时代》周刊欣喜地说：“美国喜欢它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和蔼的有阅历的人；一个还记得他只是普通公民的人；一个中西部家庭的儿子，未被战争击垮，未为荣誉所累。”
那个下午，这位高大的时代英雄将第一次见到那位“小杂货商”。这一天对于新任总统而言并不好过。杜鲁门在前一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我得决定对日战略，那是我迄今最艰难的决定。”他和他的战时内阁开会讨论了攻击日本本土的代价。如果这么做，超过25万美军士兵和更多的日本平民将因此丧生。除非命运转变。“我们即将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有人告诉我，30天内，这件事就将发生。”
至少另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杜鲁门几乎只是个看热闹的旁观者。但他不得不亲自感谢艾森豪威尔。在白宫草坪举行的仪式上，杜鲁门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卓越服役勋章和另一枚橡树叶勋章，称赞他“谦虚、公正和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以及他作为一名战士和外交家的卓越能力”。
但是，他私下里的话更有说服力。杜鲁门曾因视力问题落选西点军校，不得不强记视力表才得以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33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自己的农场和家人到法国指挥炮兵，并在战争中目睹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他将艾森豪威尔拉到一边，低声对这位伟大的将军说：“要是总统职位和这枚勋章二选一的话，我倒宁可获得这枚勋章。”
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参加那天晚上的白宫晚宴。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哈里•布契尔说：“晚宴就好像密苏里州的社区晚餐一样简单和随意。”和艾克同坐一桌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首席法官哈伦•斯通、马歇尔和杜鲁门。“这是艾克将军第一次拜访新总统，虽然他在那天下午短暂见过他，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他都很喜欢。”
杜鲁门的感受也是如此。杜鲁门给夫人贝丝的信中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是个好人。”他称那次晚宴“很成功”。
“他做了份很伟大的工作，”他继续写道，信中的政治含义已很明显。“他们想让他竞选总统，这对我没啥影响。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愿意把工作交接给他。”
就这样，还有以后的许多次，杜鲁门都在想象让位于一个人们已经称为“我们的下任总统”的人。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呼声甚至都不用回应。用他的话说：“要否认我高兴，这一点没用，因为即使我想，我也做不了。政治上也是如此。”
如果那种决心未经考验的话，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故事可能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结局。
战友
胡佛和杜鲁门差异明显，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却有很多共同点。两人出生在仅相隔150英里的两个家庭，在孩童时期都险些因病丧命，还都曾目睹各自的父亲在生意场上输掉一切。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哥哥阿瑟甚至在1905年还是堪萨斯城寄宿处的室友。他们都娶了比自己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女性为妻，开始时从事了自己没多少兴趣的职业（杜鲁门从事了更多的职业）。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虽然说杜鲁门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弹钢琴，而艾森豪威尔则更喜欢作画。他们俩都属大器晚成，都得益于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获得了自己最高的荣耀，但两人都不属于罗斯福的内部圈子，而且都瞧不起罗斯福的狡诈。两人都是爱国者，一直本能地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安逸之前；两人还都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在面对突然间变得更危险的核时代时，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并没阻止他们欢迎一个年轻的超级大国的到来。
然而，当他们相见时，他们都已是公众人物，而且他们之间身份差异巨大。尽管杜鲁门在1945年很受欢迎，他却从未受到人们对艾克那样的尊敬，而且批评者们很快就认为他是平庸而无关紧要的。自由派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写道，杜鲁门是历史的“意外事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是他不能理解他所占据的职位的本质和重要性”。专栏专家伊•弗•斯通批评说，杜鲁门的身边都是“敲诈者”和“大腹便便的温厚的会讲很多下流笑话的人”。专栏专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说，杜鲁门的白宫，远非伟大民主的所在，更像“密苏里独立市狮子俱乐部”，环绕着的是“十美分雪茄”的味道。
而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此时已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崇拜，还赢得了国王、女王和国家元首们的尊敬，他们所有人争着抢着给他授予荣誉：法国荣誉勋章、十字勋章、英国功绩勋章（之前从未授予过他国人）、希腊皇家救世主勋章、丹麦大象勋章，甚至还有苏联的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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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讲的，1945年夏天，当杜鲁门和他在波茨坦见面时，杜鲁门首次提出要做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靠山。当时他们坐在奥马尔•布拉德利的车中，讨论着战争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将做些什么。艾克坚定地说，除了回到安静的家中，他什么都不想。就在那时，杜鲁门说：“将军，不管您想要啥，我都会帮助您。这当然也包括在1948年帮助您竞选总统。”
“我恐怕，我们国家的任何士兵在听到总统的这样真诚而令人惊骇的话时，都会感到被突袭了要害一样。”艾森豪威尔回忆道。他对此一笑而过。
他回答杜鲁门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成为您总统大选上的对手，但肯定不是我。”如果杜鲁门这位忠实的民主党人在认真聆听的话，艾森豪威尔话中提及的“您的对手”这几个字就应该至少澄清了他自己属于哪个党派。在之后的7年中，艾森豪威尔从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效忠于哪个党派。
两人在德国分手，而对彼此的钦佩也都加深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尊重既是对总统一职的尊重，也是对总统本人的尊重，但并未超出刻意逢迎的范围。他认为杜鲁门是“真诚、热心而打起交道来又很愉快”的一个人。一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就很惊喜地发现有份礼物在等着他：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他在艾森豪威尔总部看到这只地球仪时就说自己很喜欢。地球仪上面刻着字：“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赠哈里•S•杜鲁门总统。我曾在1942年到1945年的整个战争中使用过这只地球仪。”
多年以后，当世事变迁，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杜鲁门十分厌恶之时，他一再否认曾给予后者任何政治支持。杜鲁门说：“我告诉他，美国人对他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感激，我们也谈论了很多战时英雄步入政坛的这个事实。他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政。就是这样。”布拉德利确认了艾克的话，正如杜鲁门自己在采访他的记者面前说的一样。
这也不会是杜鲁门最后一次诱使这位有超凡魅力的将军从事新的行业——当然，前提是艾森豪威尔要表明自己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人。这部分反映了杜鲁门的谦逊。在共同应对战后时代的一些最大的挑战时，他对这位将军的尊重也变得更深：欧洲重建、犹太人定居、战犯审判、苏联野心。当乔治•马歇尔于1946年卸任陆军总参谋长时，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担任这一职位。艾森豪威尔回忆时说：“我对他讲，我还不如退休呢。但是他说，他在那时特别需要我。”
让战争机器在和平时期起作用绝非易事。那时，妇女们给国会办公室送去印着“把孩子父亲送回国”的童鞋，海外的士兵要求派船接他们归国。艾森豪威尔欣赏杜鲁门的遣送老兵回国的承诺以及他对住房、医疗和《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推动；而老兵的服役消耗了20%的联邦预算。军队重组对两人来说都是大事：虽然陆军希望统一，而国会中的海军和空军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帮助，杜鲁门很难让重组方案通过国会批准。但这项任务要求妥协，会让人沮丧，要远比领导战时部队让人不愉快。
1946年末的一天，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杜鲁门写下这样的谢意：“我想我会猛喝了它，而不是让那些在这里晃荡的‘恶棍’们喝了我的威士忌…………或许您和我能想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分享这瓶酒。”
两人一起合作得挺好，虽然他们的来往大部分还很官方。第二年，当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委员会请艾森豪威尔当他们校长时，他接受了，杜鲁门也对他表示了良好祝愿。 1947年7月，杜鲁门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过一次长谈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那能做什么工作？”杜鲁门回忆，他们讨论了另一位将军的野心：杜鲁门的杰出但也很难相处的亚洲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将在1948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时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
“我对艾克说，如果他那么做的话，他（艾克）就应该宣布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我将愿意排在他后面，或者成为副总统，艾克和我能够胜选，而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将很高兴离开这巨大的叫做白宫的白色牢笼。”杜鲁门写道。
对话结束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艾克不会转述我的话。杜鲁门发誓，“我也不会引用他的话。”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日记里称这次谈话“让人震惊…………我不知道5年后杜鲁门是否愿意（或者想要）记起他那令人吃惊的建议”！
你得知道杜鲁门是否能预见到政治野心会让朋友分道扬镳。1948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杜鲁门送去新年祝愿。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杜鲁门对他说的话，“艾克，不管你做什么，或者不管你有何计划，让我们确信，任何事都不会影响我们个人间的友情。”
罗斯福派的反叛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不感兴趣时，杜鲁门是为数不多的相信这话的人之一。艾森豪威尔说：“所有记者都知道，政途很崎岖。然而，每个人都认为，任何有机会踏上政途的人，他们都想试一下，任何否认这种野心的人都是骗子。”但不仅仅记者是这样。194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属于哪个政党——而且他似乎对此也不关心。
那年秋天开始到1948年总统大选年，民意测验显示，尽管杜鲁门将勉强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管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还是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艾森豪威尔都将轻易击败他们所有人。“选举艾森豪威尔”的支持派发表誓言，不管他愿不愿意，他们都会将他的名字放到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总统初选中去。
“让我的名字置于政治旋风中，这正变得让人尴尬。”1948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但是扭捏作态只是游戏的一部分，记者们坚持认为将军喜欢这出戏。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墓前献花时，艾森豪威尔被一名在西服翻领上佩带着“选举艾森豪威尔”字样纽扣的人拦住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把那东西拿下，扔掉吧。”但是，据一位记者说：“当他说这话时，笑容满面。”一个星期后，他写了封信给煽动“选举艾森豪威尔”活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媒体，正式而断然地退出了他从未真正想参与的竞选。理由包括：不愿意和他的总司令竞选，他知道后者将与之激烈竞争；不喜欢党派政治；相信“将军从政不利于国家和军队”。他肯定政治是份高贵的职业，然后又补充说，“我让自己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的决定是明确而绝对的。”
同一天，他也辞去了陆军首长职务，准备去大学做校长。在他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他说：“您的鼓励、理解和最重要的友谊，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这或许是艾森豪威尔政治生涯的终结。共和党人确信他们将最终从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杜鲁门手中赢回白宫，政党领袖不想和一位广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打交道，更何况他们不了解其观点，也不能控制其行动。他们对杜威成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感到很高兴。是民主党人触发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政治斗争——这点违背了他们两人的心愿。
当民主党人即将召开194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时，很多人进行了总结，借用一位纽约州代表的话说：“我们亲爱的杜鲁门总统，这个我们都喜爱的人，可能不会获得连任。”政党党魁和大城市市长以及在任参议员都要他退位。自由派向杜鲁门开炮了。罗斯福的忠实顾问哈罗德•伊科斯写信给杜鲁门说：“您可以选择自愿而有尊严地退休，或者被觉醒后愤愤不平的国民赶下台。”社论作家更是直言不讳。《芝加哥论坛报》保守分子称他“无能”，而《洛杉矶时报》则称他是“这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在最高职位上见过的最愚蠢的人”。
现在，罗斯福尚存的亲信们对杜鲁门群起而攻之。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夫写道：“记忆中没有任何总统，即便是胡佛在他最黑暗的日子里，都没受到他自己政党如此公开的鄙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10天，罗斯福的儿子富兰克林和詹姆斯，以及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支持新近开展的“美国人支持民主党行动”，要求开展“抛弃杜鲁门”运动，并且招募艾森豪威尔领导他们。
就这样，前总统的家人向前总统亲自挑选的继任者开炮了。他们给每一位民主党代表都发了电报，用艾克的名字换掉杜鲁门，希望赢得足够多的代表在首轮投票中狙击杜鲁门，不管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成为新总统是否感兴趣。总统顾问拉克•克利福德回忆说：“一边是杜鲁门总统，他已经通过了那段时期中存在的所有的自由派的考验；另一边是职业的自由派组织，他们展示了真我。他们对一位自由派候选人不感兴趣；他们对他们认为的能够赢得大选的人感兴趣。”
于是，艾森豪威尔再一次被迫露面并断然宣布：“我此刻不会将自己打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标签，也不能接受任何政府事务的提名，或参与党派的政治竞争。”对于杜鲁门而言，他已开始喜欢总统这份工作，他希望“和那些不喜欢民权立场的南方民主党人公平战斗；和那些感觉到被杜鲁门抛弃的新政拥护者斗争；和那些担心因他惨败而导致自己被丢弃的市长们斗争”。
杜鲁门后来说：“当白宫里的总统决定他想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没有人能阻挡他。”
杜鲁门一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艾森豪威尔就给他以热烈的祝贺，尽管他选举期间并未投票选举他。他写道：“在我们的政治史中，没有人曾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成绩可以清楚地追溯到个人的那种十足的勇气和战斗的心。”艾森豪威尔再次向杜鲁门表示了他的忠心，并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其效力。
他有理由对杜鲁门表示特别感谢：正是因为杜鲁门的亲自干预，美国国税局认定艾森豪威尔只是业余作家，因此对他的战争回忆录《欧洲十字军》的所得税按照25%征收，而不是75%，这不仅仅意味着玛米•艾森豪威尔终于能得到她的第一件貂皮大衣。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本他签了名的书，这也是除了他家庭成员外，他送出去的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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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开战
没过多长时间，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耐不住寂寞了。6个月后，他在给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信中说：“您能在任何时间拜访我谈论任何事。”1949年2月，当杜鲁门请他担任军事顾问时，他欣然答应。
杜鲁门招募艾克从事一种新的战争：官僚战争。他需要某位具有艾森豪威尔那样身份的人，以及能在利益和自私自利间调停的人，来抚慰那些复仇心重的海军上将们，增强将军凝聚力，并劝说他们提供多种服务和劝服他们的国会盟友让美国的国防建设听从统一指挥，而他们那时候还在为制服的颜色这等小事争论不休呢。
艾克回忆说，在和杜鲁门开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后，“有件烦心事，那就是总统和福里斯特尔将军很明显认为我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让战争重归和平。”
杜鲁门需要让他坏脾气的将军们安静，因为他很快就需要他们参加真正的战斗。1949年9月23日，白宫表示它有证据表明苏联人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一周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称“人类灭绝开始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承认开展了间谍活动；一位名叫约瑟夫•麦卡锡的威斯康辛州参议员宣布，他有一张列着200名国务院共产主义分子的清单。
然后，真正的考验来了：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越过38线进入韩国，冷战转为“热战”，打破了杜鲁门持久和平的希望。杜鲁门女儿玛格丽特回忆道：“我父亲听到这则消息时，他明确表示，他害怕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对这次共产主义挑战，如果回应激烈的话，可能会在亚洲引起范围更广泛的战争；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那就将表明美国无意卷入战斗。当北朝鲜的苏制坦克开进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很多人害怕这次侵略是受苏联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以此将美国的力量和注意力从西欧转移，从而让西欧更容易被苏联征服（当时西欧12个师对抗苏联驻扎在东欧的175个师）。一位西方官员在被问及俄国人要想征服西方需要什么条件时，他回答：“有鞋就够了。”
艾森豪威尔紧紧站在杜鲁门一边；他第一时间支持杜鲁门召集联合国军防卫韩国，并让美国士兵参战，谴责“粗暴的侵略”，称杜鲁门的回应“不可避免”。第二天，他和马歇尔与杜鲁门在白宫共进了午餐，两人都认为力度和速度是关键。艾森豪威尔回忆：“我们的想法都很好，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达成了完全一致意见。”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杜鲁门总统任期间最受折磨的一段时间。截止10月初，由于麦克阿瑟大胆进攻仁川，美韩军队重新夺回了38线。但是，用武力毁灭朝鲜军队并统一这个国家的决定立即吸引了26万中国军队投入战斗。杜鲁门乘飞机赶了1万5千英里路到威克岛和麦克阿瑟见面；麦克阿瑟将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向他汇报情况，甚至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艾森豪威尔个人对杜鲁门的军事力量的怀疑不断加深。他总结说：“可怜的哈里， 他是个好人，但他现在却处于起着暴风雨的湖中央，而且他还一点不会游泳。然而，很多即将被淹死的人还指望他搭救呢。如果他的智慧能比得上他的好意就好了。”
现在，麦克阿瑟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的承诺泡汤了。他想对中国实行海军封锁，允许轰炸中国东北和大陆城市，实行全面反击，包括使用核武器。约瑟夫•麦卡锡要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马歇尔辞职，号召弹劾杜鲁门。与此同时，杜鲁门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都很担心，后者警告国会，扩大朝鲜战争将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卷入错误的战争。”
盟军最高统帅回营
中国投入战争后的第二天，杜鲁门找到艾森豪威尔，后者正在俄亥俄州的火车上。杜鲁门让他回华盛顿看望他。总统现在不仅仅需要艾森豪威尔的友谊和建议；他还想要他穿回战袍，再次到海外领导西方国家，但首先要在国内劝服不情愿的国会和公众，让他们接受美国一直**的纠缠不清的联盟。
西方国家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签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应对苏联威胁实施共同防御：但这只是个想法，而不是一支真正的军队，除非韩国国内要求认真考虑集体安全，并让一支真正的军队接受统一指挥。成员国现在承诺共同防御，而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担任北约最高盟军统帅的不二人选。艾森豪威尔也已准备好重回历史舞台中心。他对儿子约翰说：“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任务。”当一位朋友对他说杜鲁门可能只是在利用他时，艾克反驳说：“我愿意将这个任务看成是挽救西方文明的最后机会。”
杜鲁门知道，艾森豪威尔是能让12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的唯一人选；他能劝服他们重新加强军事力量，而不是指望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他能解决重新武装德国的政治难题。杜鲁门还知道，他需要艾森豪威尔的明星力量，来让人们相信，这种对海外的承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在和杜鲁门讨论过任命一事后，艾奇逊对国务院的同事说：“你知道，那个家伙真的很了不起。我想他是清楚事实的，或许这个决定将让他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一位共和党总统。”但是，艾奇逊又说，“他眼都没眨一下。他说，‘如果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要那样做。’”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尽情享受现总统部署未来总统和前任总统开战的乐趣。而胡佛，已76岁高龄，经过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再次成为共和党的老政治家后，他有点急躁了。他和杜鲁门在重组政府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务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在欧洲人道主义救助一事上合作很成功。但是，胡佛总是担心欧洲想在美国的庇护下轻易复苏。在1950年12月20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胡佛针对杜鲁门的扩张政策进行了保守的争辩。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海外派遣军队和耗费国力，而应该依靠自身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在国内创造一个“西方文明的直布罗陀海峡”。美国不应向欧洲派一个兵或为它花一分钱，除非欧洲国家愿意捍卫自身。
这样，考验来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国际主义者站在一方，而胡佛、塔夫脱和孤立主义者则站在另一方。
艾森豪威尔一直很尊敬胡佛，两人在夏天还在波希米亚小丛林的精英俱乐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胡佛向艾森豪威尔引荐了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但是，艾森豪威尔为胡佛的远见震惊了。尽管他是我“一直非常钦佩的人…………我不得不认为他正在老朽”。他也担心美国承诺捍卫那些不能为自己战斗的国家。他对杜鲁门说，首要任务是评估欧洲的想法：1951年1月初，他在国家机场和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握手言别，并和夫人玛米吻别后，就在杜鲁门的命令下踏上了13000英里路的征程，要在18天内访问12个国家。《时代》周刊报道：“他将不得不劝服那个厌倦了战争并且很不自信的西欧，让他们做出牺牲，准备再次战斗。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他自己国家的委员会对他此行的任务还存在分歧。”
迎接他的“让美国人回家”的海报并非吉兆，这次旅程对他很难。他在令人炫目的暴风雪中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而在伦敦，天花病则让他不得不注射疫苗，这让他的胳膊又疼又肿了好多天。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穿越欧洲大陆时，杜鲁门在国内受到围攻。他再次发现自己被鄙视为来自密苏里州的没上过大学的小人物，被各种他不能应对的力量吞噬。朝鲜是个灾难：中国人已经打退了麦克阿瑟的军队，而统帅仍在要求进行全面进攻。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指控杜鲁门没有宪法授予的权力，不能在和平时期将军队派到欧洲去。
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杜鲁门将艾森豪威尔当成了救生圈，称他为“我们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杜鲁门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欧洲使命“对我们的安全很重要。我们都应该支持他，并且给予他我们所有的帮助”。
当艾森豪威尔归国后，他在西点军校的萨尔酒店悬崖边的房间里待了4天，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后来承认：“一些演讲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他需要抓住欧洲的弱点和要害，以及它想重建的精神意志。他知道他的评估将会有多大的分量。
此外，他还知道，他所计划的回到华盛顿的一次秘密会议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在冰雹中飞回了华盛顿，迎接他的是瑟瑟发抖的将军委员会成员、内阁成员、大使和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挽着他的手，带他坐进了自己的专车，还赶走了摄影记者们，警告说“我们不能让他得肺炎。”他们私下在白宫用了午餐，这样杜鲁门就能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在第82届国会以及国家电视台上要传达的信息。结论是这样的：美国不能承担让世界其他国家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的代价。只要美国愿意，西方的防卫既必要，也有可能实现。
在全国演讲中，艾森豪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我们怀疑性地检查我们的邻居们所做的牺牲时，我们不能延误时间，含糊其辞地逃避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很迫切、坚定和乐观地认为，尽管挑战很大，美国应对挑战的能力更大。他承诺：“如果我们美国人带头，我们将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值得被历史称赞。”
凭借这种表现，《生活》杂志宣称，艾森豪威尔“再一次证明自己是美国政策和宗旨中所有正直、优秀和强大事物的最重要的代表”。在此过程中，《时代》周刊说：“他为哈里•杜鲁门总统做了他自己完成不了的事。艾克已经击败了那些灾难提醒者和极端谨慎者——胡佛、肯尼迪…………塔夫脱。那个周末为止，国会对美国政府主要军事计划的反对意见被完全压制。国会和国民开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十字军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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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你仔细回顾这场大辩论时，你会逐渐发现，一次致命的遭遇很突出——这个遭遇在那时很少为人所知。即使是在他接下了他的北约任务时，艾森豪威尔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仍然很强；其实，如果他不担心共和党强硬派孤立主义者在他缺席时会再次盛行起来的话，他本可以很高兴地一劳永逸地终止投机。
于是，为了一箭双雕，他安排了一次和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秘密会议，后者的父亲曾是总统，自己也是195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艾森豪威尔想从塔夫脱那里要的只是一个保证，保证他让欧洲集体安全成为两党制美国政策的中心。如果塔夫脱同意，艾克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点，并且同意永久退出1952年竞选。他用铅笔写下了一份声明，折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回来执行军事任务，我想宣布我的名字不会被任何人用来作为总统候选人——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话，我将表示拒绝。”
然后，他乘车到五角大楼私下会见塔夫脱。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塔夫脱参议员交谈了很长时间。艾森豪威尔总结说：“我想，他可能是怀疑我的动机。”这也很自然，因为让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海啸声，即便对一个斜视的政治人物而言，也是清晰可见的。
艾森豪威尔回忆：“我费尽了口舌，但塔夫脱参议员拒绝给我承诺。”他甚至不想做出派遣多少军队的承诺；只是泛泛而谈，表示支持欧洲集体安全，认为这是欧洲的最好防御，支持美国在这个联盟中的关键作用。但即便是这些，对塔夫脱而言也是太过了，他害怕更加激怒苏联人，并将美国拖回到欧洲的古代战争中去。塔夫脱离开后，艾森豪威尔叫他的助手走进房间，并当着助手们的面撕毁了他之前写好的声明。
“最终我认为，让我的未来计划带上一层神秘的光环，这或许会更有效。”
影子选战
大约6个月后，1951年8月的炎热的一天，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还很慢，《****》记者威廉•劳伦斯决定验证杜鲁门在1948年向艾森豪威尔做的承诺。杜鲁门曾说过，如果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他将支持他。那个承诺在1952年还有效吗？要知道，在1952年，杜鲁门仍然有资格再次竞选总统。
“当然有效，”杜鲁门说，“我依然很喜欢艾森豪威尔将军。我认为，他是二战造就的伟大人物之一。我想我已经通过给予他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最重要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
“天呐！”劳伦斯喘着气坐回他的椅子里，并在他的记事本里做了记录。《****》的头条写道：“杜鲁门支持艾克竞选总统。”后来，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名记者又问了下面的问题：“那是否意味着，如果艾克想当总统，您愿意帮他登上总统之位？”
杜鲁门回答，那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说：“我认为他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且，我不能帮助他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因为我不认为那对他有任何好处。”这句话有所保留。1951年的那个夏天，在朝鲜战争的僵局中，随着人们对杜鲁门的批评越来越激烈，随着麦卡锡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进行攻击，杜鲁门的支持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24%。
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路经巴黎时，他在北约总部拜访了艾森豪威尔，暗示杜鲁门想在华盛顿见他。艾森豪威尔感觉到这将是次秘密会议，在他看起来是欠考虑的；这次会议肯定会泄密，国会正在讨论军事援助法案，而他不想卷入其中。
他发电报给乔治•马歇尔传达绝密信息给总统，建议另挑日期见面。杜鲁门亲笔回信向他保证：“我从未期望和您召开秘密会议。”他刚听到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没有从其他部门获得适当的支持和配合，想帮他让工作变得容易些”。他也不想让艾森豪威尔“受到国会委员会的干扰。我一个人已经够他们批评的了——而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几个月后两人才再次见面。那个时候，关于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猜测甚嚣尘上。杜鲁门在1951年9月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我想和您谈很多事情。我肯定您和我彼此互相理解。您正在做一份了不起的工作。”
当艾森豪威尔在下一周从欧洲飞回美国和杜鲁门就北约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他说，会谈内容将“仅限军事问题”。但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只有一个主题。如果艾克同意参选总统，杜鲁门是否会让位？如果让位，谁来接管北约？另外，有谁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民主党人呢？《科利尔杂志》甚至愿意奖励艾森豪威尔4万美元让他公布自己属于哪个政党。塔夫脱刚刚宣布了自己要当总统候选人，并且深受共和党支持。但是，民意测验显示，艾森豪威尔相比杜鲁门和塔夫脱的得票率超过2:1。
11月5日，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尔宾馆共进午餐，当时白宫整修，杜鲁门暂时住在那里。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看了白宫翻修的照片，就好像在展示白宫可以是个非常好的家一样。杜鲁门再一次向他表示全力支持；总统愿意让他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而艾克要做的就是宣布自己是位候选人。
《****》总编辑阿瑟•克罗克表示，杜鲁门的提议标志着民主党人招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长期努力进入**。政党密使几周前已经飞到巴黎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要做的就是说句话，总统提名就是他的，而且他还会获得杜鲁门的支持。
艾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一直以来就是共和党人，只是投弃权票的共和党人。“你不能只是为竞选总统而加入某个政党吧。你有什么理由把我想成是民主党人呢？”他还认为民主党20年的执政已经够长了；必须有人站出来拯救两党制。再加上他一直很不认同杜鲁门的“公平政策”。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总统从来就没认为我会是共和党人，他是如此信仰民主党，以至于他以为任何有点思想的人都会成为民主党人。”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两人都否认他们讨论了政治。当有人请杜鲁门澄清克罗克的报道时，杜鲁门说“无可奉告”。尽管在公开场合下进行了否认，在私下里，杜鲁门想要艾森豪威尔知道其中不涉及任何恶意。他还没宣布他是否会再次竞选，虽然他早在一年多前就私下决定不再参选。他在那本放在抽屉里的便条上写道：“权力有种诱惑力，这种诱惑可能渗透进人的血液，就好像人们对赌博和金钱的欲望一样。”
12月中旬，他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写了封信。“专栏作家、杂志和所有喜欢猜测的政治人物都在说1952年将发生很多事。正如我在1948年以及1951年我们的午餐上跟您说的，请做您认为对这个国家最好的事情。”
然后，他又说了些特别的话。尽管他们在内政上有分歧，两人都完全相信美国应该领导西方联盟。只要下一任总统有这种观点，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卸甲归田。对杜鲁门而言，“我自己的观点是要取得均衡。如果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将回到密苏里的家，或许会参选参议员。”但是，如果艾森豪威尔拒绝竞选总统，他继续说，让孤立主义者远离白宫将是杜鲁门的使命。如果那意味着要打破他个人不再参选总统的承诺的话，那他也得这么做。“我希望您能让我知道您想要做什么。我会严守秘密，没有第三者会知道。”
“我很相信您的判断和爱国精神。”
艾森豪威尔回了封信给杜鲁门。“我想和我的家人过半退休式的生活，我不认为我有责任谋求成为政治候选人。”但是，直至现在，他还在思考要怎样回应主动谋求成为候选人和**成为候选人的问题。5天后，艾森豪威尔最忠诚的支持者参议员亨利•加博•洛吉强迫让艾森豪威尔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而且宣称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人。尽管对被* 参与初选很恼火，但艾克最终确认，如果共和党人选他为总统候选人的话，他将接受提名。
既然他的政治倾向已经清楚了，记者们急于想让杜鲁门谈谈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但是他没有。1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他再次宣布，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位“伟大人物。我非常相信他，我给予了他本届政府肩上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随着北约事务进展，时机现在掌握在艾森豪威尔手中，虽然杜鲁门对希望他做什么样的决定毫不隐晦。“如果他想退出，让烂泥、臭鸡蛋和烂西红柿砸自己的话，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阻拦他的路。”
然后，两人谈到了问题的关键点，因为杜鲁门的意图仍然是个谜。有记者问：“总统先生，您将如何和您这么喜欢的一位对手竞选呢？”
“很简单，以前我就这么干过。”杜鲁门回答。
杜鲁门再次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信，两人围绕着彼此共舞，围绕着全世界最有权力的职位共舞。杜鲁门在信中放进了一份记者招待会的全文文字记录，这样就不会对所说的话有任何误解。杜鲁门信中对艾克说：“和往常一样，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对我而言，那绝不会发生。”
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回信，不知道为何人们似乎希望“在我们之间制造**或愤恨。我想，他们是希望获得我们针对彼此发表的那种冲动或许还具有批评性的声明，那样就有新闻了。对您决定回避此事，我深表感谢——这也将指导我自己该怎么做”。
杜鲁门又回信说：“您能确信的是，不管职业谎言家和病态的专栏作家要说什么，你我彼此能互相理解，这点您大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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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艾森豪威尔轻松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甚至初选中都不用和任何选民握手；他自己也称感到“吃惊”且“深受感动”。几周后，杜鲁门终于宣布他已经保守了两年的秘密：他将不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即使根据宪法，他有资格参选，因为他的首届总统任期是接替罗斯福的总统任期。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就不会处于挑战他的总司令的境地，也让他可以宣布不再担任盟军统帅，并在6月回国参加自己的总统选战。当他认为所有人都会相信他不想步入政坛时，他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很明显，我估计错误了。”他需要退位，“这样所有以我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将不会影响军事任务。”
杜鲁门还是很尊重和支持艾森豪威尔。在5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艾森豪威尔的身体是否足够健康来胜任白宫事务时，杜鲁门说：“他身体非常好。他和所有人一样健康。”1952年6月，当艾森豪威尔回国开始自己的总统选战时，有人问杜鲁门是否仍然认为艾克是个好伙计。
杜鲁门爽快地说：“是的，我当然这么认为。我非常喜欢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有权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我而言没什么。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我仍像过去那么喜欢他。”
然而，当他与身为政客的艾克再次相见时，一切都变了。
4．“他天生就是个骗子”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52年6月，艾森豪威尔最终回到美国投身总统竞选。他首先给他的总司令作了汇报。杜鲁门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他，他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带到了楼上的书房。而即将到来的战火似乎已烧得很大了：塔夫脱的人在大肆渲染玛米•艾森豪威尔夫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女助手凯•萨默斯比的关系不一般、艾森豪威尔背地里信犹太教。艾森豪威尔很愤怒，杜鲁门鼓励他振作精神。“如果就仅此而已的话，艾克，那么你要为自己感到庆幸呢。”他建议艾森豪威尔“直接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要求他们给你配一副大象皮护身，那会对你有作用的”。
两人再次重申，不管接下来的选战上会发生什么，都不会破坏他们的友谊。艾克向杜鲁门做了最后一次北约情况汇报，第二天杜鲁门在白宫玫瑰花园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第四枚橡树叶勋章。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时，艾森豪威尔宣布他的目标是“将现有的政府赶下台，因为它让我们每个人都饱尝浪费、傲慢和**的苦果…………这是一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苦果。”杜鲁门对此并不上心，他在政坛混迹多年，自然清楚游戏规则。
但是，即便是他也不会想到，艾森豪威尔会在那么短时间内就找到法子让他恼怒——这个法子也只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能想得出。
史蒂文森和艾森豪威尔有一个相似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和不受欢迎并丑闻缠身的政府保持安全距离，而史蒂文森基本支持这个政府的国内政策，艾森豪威尔则基本支持其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努力让自己成为勇气和信念的灯塔、一个领导过又一次“伟大的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一个能帮助美国走向繁荣的领袖，这是一回事。
但是，试图把那圈光环笼罩在烦躁、易怒而又绝望的共和党身上，那又是另一回事。艾森豪威尔从未参加过哪个政党，而且也没有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憎恨”反对党。他相信，总统就好像军事总司令一样，应该凌驾于政治之上，他还没有决定如何应对强大的像麦卡锡和印第安纳州的威廉•詹纳那样的人；他的顾问们曾提醒过他谴责他们，但也有的指出要拥抱他们，他被后一种想法震惊了。他的政党已在野20年，包括很多那种视纯洁性比胜利还要重要的人。艾森豪威尔绝不是这样的人，有很多共和党人都怀疑他对共和党党纲的忠诚。
因此，要赢得提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政党团结在自己周围。艾森豪威尔在丹佛市的布朗宫廷酒店的八楼弄了间套房，恶补自己国内政策方面的知识，并与政党塔夫脱派讲和。他还对他的朋友说：“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认为我让自己卷入政治漩涡中的决定是个错误。”在军界，出于本能和丰富的经验，他的判断是可靠的；在这个新的政治角力场，顾问和心怀好意但却没有经验的朋友们的建议经常相互冲突，他必须对此进行衡量。他们中很多人都指望在他的带领下打赢政治战争。他哀怨地写信给乔治•马歇尔：“这里的整个氛围和老兵所习以为常的氛围截然不同，我有时发现真的很难调整自己。”
第一次“调整”出现在8月中旬，有消息称史蒂文森受国家安全官员邀请到白宫参加情报会议。在朝鲜和欧洲与苏联的紧张态势之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政策连续性。杜鲁门，这个毫无准备就当上美国总统的人，决心不管是谁接任他，都应该加速进程。这是一种出于爱国本能的史无前例的姿态，但是这也引燃了政治战火。
史蒂文森确实参加了情报会议，之后还和整个内阁共进了午餐，然后还参观了修葺后的白宫。之后，他和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商讨了选战策略。虽然杜鲁门非常愿意尽其所能帮忙，但史蒂文森并没表态。整个共和党在传递的信息就是“变革的时候到了”，而其副总统提名人理查德•尼克松则抨击史蒂文森是“杜鲁门主义”的信徒。史蒂文森不能只被看作一个疲倦帝国的新符号。政党官员猜测，他会要求杜鲁门在一些大城市少露面。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则面临着让自己的话更尖锐的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是来自共和党里的中坚分子，他们不是很相信艾森豪威尔和他们一伙。塔夫脱的一些支持人士公开建议，共和党人要做的是把竞选总统放到一边，集中精力让共和党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而不是浪费精力将白宫交于像艾克那样的“民主党卧底”手中。他们对艾森豪威尔那听起来很高尚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没有耐心，正如《****》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所描述的那样，“那并不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只是为吸引人心…………他的语言中都是些老套的复兴者的高尚词汇：节俭、苦行、诚实、经济、朴素、正直。”《纽约世界电报》和《太阳报》8月下旬的头版社论中哀怨地说道：“我们还在指望，当他开始选战的时候，他会相当活跃。”但是在那个时候，“艾克的竞选还只像条干涸的溪流。”
史蒂文森的情报会议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让他能够将自己和白宫划清界限。他私下里对他的战时参谋长、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说，他的竞选总部因为史蒂文森的会议“沸腾了”。他还说：“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些事情在政界是多么的重要。”在公众面前，艾森豪威尔称这次会议是“不寻常现象”，带来了关于杜鲁门是否在利用政府资源影响竞选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他说，美国人民想要真正地变革杜鲁门政府的“**…………不计后果的挥霍…………错误外交”。这被《****》称为自他获提名后所发表的“针对竞选问题的最直率的声明”。
第二天，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份电报，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一次情报会议，和内阁午餐以及与白宫中任何他想见的人进行会谈的机会。“我已经和中央情报局做好了安排，为您每周一次通报世界局势，就像我为史蒂文森州长安排的一样。”
艾森豪威尔在一生中首次拒绝了白宫的邀请。在致白宫的一份电报中，艾森豪威尔说，由于没有“特别严重的紧急情况”迫使他必须参加会议，他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有义务自由批评政府政策以及政府所选择的接班人的政策。他的竞选团队立即公开了这份电报。他和杜鲁门之间的任何通信“都应为所有美国人知晓。如果我去参加会议的话，我想，这是不明智的，会让公众困惑”。
当然，艾森豪威尔从未说过，如果参加情报会议，他将放弃批评那些他想批评的政策的权利。电报是出小小的戏，是为那些白宫外观众写的，它也会有它应有的效果：艾克的竞选主管赫伯特•布朗尼尔说，保守派“大大放心了”。
然而，杜鲁门很生气。他并没有玩国家安全这出把戏。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杜鲁门强烈回应了关于在艾森豪威尔**之前他只打算通报史蒂文森的指控。杜鲁门说，他在前一周讨论过同时通报两位候选人，并且还让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也就是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艾森豪威尔交流。布拉德利说，如果他当初知道交流时间会成为政治话题的话，他会更早地发出邀请。杜鲁门对记者说：“信息的大部分内容不能传播，不能公开使用，因为它是最高机密。”
然后，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封私人信件，认为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让他被政治机会主义者劫持。“如果我让您感到尴尬的话，我向您道歉，我唯一的目标是建立稳定一致的外交政策。党派政治不应在美国发生。我很遗憾您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
“您犯了个大错，我希望这不会伤害我们这个伟大的共和国…………
“愿上帝指引您并带给您光明。
“您一直以来的朋友，一直以来想成为您朋友的，
“哈里•杜鲁门。”
现在，艾森豪威尔也愤怒了，尽管他对杜鲁门的回信很和蔼，并和以往一样慎重。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史密斯局长说，杜鲁门的信“充斥着无辜，很严肃地提醒我犯了大错，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并影响了我的思维”。
如果艾森豪威尔知道杜鲁门对史蒂文森忍无可忍的话，这或许会给他些许安慰。史蒂文森对待杜鲁门就像是想让疯癫的叔叔最好躲起来不见客一样。史蒂文森任命了他自己政党的主席，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市设立了总部。在回答某位记者的提问时，他坚称自己能够“收拾好华盛顿的一团糟局面”，这也让史蒂文森自己承认了华盛顿确实是一团糟。
在公共场合，杜鲁门说他不能发表评论，因为他对那“一团糟”一无所知。私下里，他写了更多的未寄出去的信。他在给史蒂文森的信中说：“我得出结论，让美国总统出现在你选战的任何角落都会让您感到尴尬。我现在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能赢的话，就带上你的疯子们，带上你的那些趾高气昂的社会名流们竞选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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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麦卡锡主义，转向右翼
要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阵营中造成紧张，需要多次误解才能实现；而让他们两人开战的却是约瑟夫•麦卡锡。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仇恨都围绕着两个人发展起来的，一个是他们两人都讨厌的麦卡锡这个仇恨煽动者，还有一个是他们两人都敬重的乔治•马歇尔这个政治家。
艾森豪威尔的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导师马歇尔，是马歇尔推荐他领导盟军的，尽管马歇尔当时待在华盛顿。丘吉尔将马歇尔称为“真正的胜利构筑者”；杜鲁门称马歇尔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而1946年5月，正是受到杜鲁门差遣，艾森豪威尔去上海请马歇尔回国担任国务卿。
1951年6月，约瑟夫•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最为臭名昭著的演讲，对他而言，马歇尔是个叛国者，因为没能阻止中国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而削弱了国家。麦卡锡指控他有“巨大的阴谋，其恶名足以让整个人类史汗颜”。如果共产主义者在美国政府的最高部门里没有帮凶，还能如何解释它不断取得的成功？
当然，马歇尔“失去”中国时，艾森豪威尔当时是军事顾问；他在1945年没和俄罗斯人一起向德国进军；他一直很支持“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换句话说，他是他政党中孤立主义者所谴责的外交政策上的明星，而那将需要进行一些解释。
初选期间，麦卡锡支持的是塔夫脱，因此艾森豪威尔对他毫不相欠；艾森豪威尔在8月宣布，他绝不会支持麦卡锡。他谴责打击共产主义的任何“非美国式”的方法，虽然他并未提及麦卡锡的名字。至于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在丹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马歇尔将军的灵魂中没有一丝不忠…………如果他还不算爱国主义的完美典范的话，那我就从来没见过什么典范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论点很快就变得更微妙了，区分了“支持”和“完全支持”。如果共和党选民在初选中提名像麦卡锡和詹纳那样的人的话，那艾森豪威尔不认可他们的判断就有些冒昧了。他可以因他们是共和党人而支持他们，即便他不认可他们的策略。或许他就是这么想的。
印第安纳州的威廉•詹纳曾投票反对成立北约，喜欢将马歇尔称为“活生生的谎言”和“叛国者的代表”。他在9月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上介绍了艾森豪威尔；当艾森豪威尔承诺赶走“无能的、不能胜任的任人唯亲者和骗子”时，人群山呼海啸。他没有提及詹纳，后者会拍着艾克肩膀，挤进各种场合，并最终抓起他的手臂，将其胜利般地举过头顶。艾克高声对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查尔斯•哈勒克说：“查理，让我离开这里，被这个人碰到，我感觉很脏。”杜鲁门对此情景感到震惊。一位叫做罗伯特•尼克松的国际新闻记者说：“当艾森豪威尔拥抱詹纳时，他就失去杜鲁门了。那条阵线结束了。”
那个晚上，麦卡锡赢得了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得票率2:1。艾森豪威尔不愿到他的州竞选；但是共和党官员认为，威斯康辛州的温和派共和党州长沃尔特•科勒正面临着很大的连任挑战；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仍然均衡。杜鲁门在1948年赢下了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人需要把这个州夺回来。
艾森豪威尔还是不想去，一些温和派顾问也同意他这么做，尤其是托马斯•杜威。在他的回忆录里，艾克责备员工在行程上犯了错误。但是，在不得不访问威斯康辛州时，他认为他也能阐述一点：他对演讲撰写人休斯说，他想在他的密尔沃基市演讲中捍卫马歇尔，就在麦卡锡的老家这么做。那会有力支持马歇尔而击败麦卡锡。
没有人知道是谁向麦卡锡透露了消息；或许他能看透艾森豪威尔，并且担心他要说的话。不管怎么，10月2日，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火车穿过伊利诺伊州前往威斯康辛州时，麦卡锡未经公开就乘飞机到了皮奥里亚市，并到艾森豪威尔的宾馆拜访他。
两人秘密交谈了很长时间。
后来，麦卡锡对记者说，他们的“谈话非常非常愉快”。虽然他和艾森豪威尔未就一切达成共识，他说，在他离开时，“心情和我进去时一样，他是位伟大的美国人，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一位杰出的总统。”
艾克的一位演讲撰稿人凯文•麦卡恩就坐在房间外面，他的说法不一样。艾森豪威尔让麦卡锡清楚知道了他对麦卡锡针对马歇尔所采取的策略和攻击的看法。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双方破口大骂。“我从未听过将军这么冷血地责骂一个人。”
然而在从皮奥里亚市去威斯康辛州的路上，艾森豪威尔在麦卡锡的地盘公开宣布为马歇尔辩护的决心动摇了。他的选战主管谢尔曼•亚当斯和共和党全国主席阿瑟•萨莫尔菲尔德提醒艾克，为马歇尔辩护可能被解读成一场针对麦卡锡的蓄意的攻击，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失去整个国家。正如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威廉•埃瓦尔德的回忆，他们对艾森豪威尔说：“您不能进入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走上本市最大礼堂的舞台，当面攻击正在竞选参议员的约翰•麦卡锡。要记住您正在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团队开始琢磨他是否应该为马歇尔辩护。一些顾问坚持认为他应该按照已起草好的演讲稿演讲。然而，亚当斯认为涉及马歇尔的那部分看起来不合适。艾森豪威尔在和亚当斯讨论回来后，看起来“脸色铁青”。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删去那一段。后来，艾森豪威尔告诉人们，他之所以同意那么做，是因为有人警告他，在威斯康辛州攻击麦卡锡有可能会在他的**上引起骚乱。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解释说，由于刚为马歇尔辩护过，再次那么做的话“可能被解读成‘挑衅’。那么做会再次让人议论纷纷，我可能会不经意间让马歇尔将军难堪”。
当火车驶进威斯康辛州格林贝市，麦卡锡奔跑着上了火车月台向欢迎人群问好，那些人对他的欢呼要胜于对艾森豪威尔的欢呼。他不得不在自己的家乡阿普尔顿市介绍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他的竞选助手说过他不会那么做。麦卡锡的助手们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已经修改了演讲稿，他们一整天都在跟记者说，不要急，不要急，你们今晚会听到艾克对麦卡锡的真正看法的。
在密尔沃基演讲中，麦卡锡坐在台上，就在艾森豪威尔的后面，艾森豪威尔确实警告了“暴力的报复主义”，但他听起来并无敌意，他宣称：“（麦卡锡）和我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将无能的、不诚实的，尤其颠覆而不忠诚的人从政府中赶出去，只是方法不同。”杜鲁门对共产主义渗透漠不关心，他接着说，这已经导致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而从这篇演讲中删去的那一段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个人很荣幸与马歇尔将军相识35载。我了解他，不管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名士兵，他都已凭借非凡的无私和深切的爱国情感献身于为美国之服务。这件事让人清醒，自由并不能捍卫自由本身。”然后，摄影师终于捕捉到了艾森豪威尔和麦卡锡的合影。《时代》周刊写道：“他们两人隔着很远站着，就好像隔着条小溪在向彼此靠近一样，艾克抓住威斯康辛参议员的手，握了一下就径自放开了。”
艾森豪威尔不知道的是，《****》有完整的原演讲稿复印件。于是，报纸头条说，麦卡锡成功让艾森豪威尔闭嘴；那位勇敢面对希特勒的英雄被国内的恐怖论者吓住了。《时代》周刊出版商阿瑟•苏兹贝格给亚当斯发了份电报：“我是否要告诉你我对此感到恶心？”艾森豪威尔断然否认他退缩过；他的助手们辩解，他之前已经捍卫过马歇尔，因此再做一次没啥意义。爱华德回忆：“这是个错误，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我确信这让艾森豪威尔至死都感到痛苦。”
马歇尔自己什么也没说，而他的夫人后来描述过，这位退休的政治家是如何一晚又一晚坐在收音机前，希望听到艾森豪威尔捍卫他的荣誉。
艾森豪威尔没那么做，这让杜鲁门抓狂了。杜鲁门的助手马特•康诺利解释说：“当所有人批判马歇尔时，在杜鲁门看来，这就像批判他自己的父亲，让他反应强烈。”杜鲁门一直很低调，只说了句“无可奉告”。但杜鲁门后来指责说，艾克做过的“最丑陋和最哑巴的一件事”就是回避与麦卡锡斗争，“即便是他身边的优秀正直的人受到那个可恶而恐怖的人的伤害。”
多年后，会有人问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三者的关系是否要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默尔•米勒在1973年杜鲁门死后出版的一本有争议性的口述历史《实话实说》一书时，他说，1945年6月，随着战争最终结束，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写信说他想回家和玛米离婚，这样他就能迎娶他的战时女司机凯•萨默斯比。马歇尔回信说，如果艾克真想这么做，“他得清楚知道他的余生将在人间地狱度过。”米勒记录杜鲁门的话说：“马歇尔将军不常发脾气，但一旦发脾气的话将不可收拾。”米勒在书中写道，杜鲁门说过他在位时做的最后的事情中，有一件事是他从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将那些信拿了出来并销毁，虽然那时他非常不喜欢艾森豪威尔。
尽管《实话实说》中有部分内容是基于杜鲁门的访谈录音，但与那些轰动的信件相关的谈话，米勒没有任何录音，而杜鲁门也已经去世了，不能确认此事。唯一的证据来自杜鲁门那多嘴的助手哈里•沃恩少将，他曾说过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关于离婚的通信确实存在，这让艾森豪威尔的敌人听到了风声，并想在1952年总统大选中加以利用来攻击他。沃恩还声称，杜鲁门求情了，拿出了那些信并寄给马歇尔销毁。
现存证据说明了不一样的故事版本。艾克确实在1945年6月写信给马歇尔。但信是请求允许玛米到德国陪伴他一起度过长时间的对德占领。这是封极其亲密的信：“我想承认，这最后的6个星期是我战争中最难熬的时期。”艾森豪威尔吐露了心声：“我的问题是我越来越思念我的家人。”玛米生了病，她体重只勉强100磅。战争让她非常紧张，他给马歇尔写道，“如果她能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将不那么担心她。”
这种请求就像走****一般，并无必要；在亚洲打仗的麦克阿瑟就让他的夫人随军了。但即使艾森豪威尔现在和马歇尔平级，他还是很谦恭地请马歇尔许可，而马歇尔把信拿给杜鲁门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杜鲁门告诉他不要允许，那将对那些与家人分开的士兵们不公平。艾森豪威尔后来因为自己的请求而向马歇尔道了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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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雷霆
艾森豪威尔没能在公共场合为马歇尔辩护，这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让1952年的竞选变成了《****》所谓的“纠结的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事件”，甚至完全抢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风头。杜鲁门在精心准备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一篇演讲中大发雷霆。他控诉艾森豪威尔是个懦夫，他不但没谴责像麦卡锡和詹纳那样的“在受人尊敬的长官、朋友和恩人背后捅刀子”的“道德上的恶棍”和“侏儒”，甚至还拥抱他们，“谦卑地感谢（麦卡锡）登上他那竞选的火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道德的人会在11月为他带来选票。”杜鲁门还说，任何对这种政治压力低头的人都没资格担当总统大任，没资格掌控国家核武库。杜鲁门后来对《*****》的记者说：“我把艾克从他的秃头一直批判到他的后背。”
而那只是开始而已。杜鲁门登上了他那总统装甲火车“斐迪南•麦哲伦”号，开始了首次竞选宣传，途径24个州。在他的“柔道政治”中，杜鲁门抨击艾森豪威尔，提醒选民称艾森豪威尔是“我所选择的人选，参与了我政府中的一些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艾克现在却在攻击他自己出力所形成的政策。
10月的某一天，杜鲁门到达纽约州，而就在那一天中，他就把艾森豪威尔多次称为“骗子”、“**”、“伪君子”，称其在军队中那么长时间后并不懂得政府事务，听从党魁摆布，是“参议员塔夫脱阵营中不懂世故的人…………对老百姓问题一无所知的军人，还受到那些为银行家、权力说客、房地产说客以及所有其他的为特权阶级说话和卖力的反动派的控制”。
杜鲁门在选战中对他的民主党承认：“我了解他。我也信任过他。我原以为他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但我错了。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他几乎背叛了我曾认为他所代表的一切。”
就像是军乐队在演奏终曲，杜鲁门越来越激动，最终还是回到了马歇尔和麦卡锡的话题上。“这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了。一个用这种方式背叛他朋友的人不配当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艾森豪威尔将杜鲁门称为“政治煽动的专家”时，他并没有让自己圆通点。但是，对于所有的政治指控，艾森豪威尔在解读公众舆论和私人动机时都尽可能精明，他知道“缺乏政治经验”实际上是他的优势。他的语言和风度可以让他远离政治斗争。虽然共和党强硬派要他利用一切机会打倒杜鲁门，他知道他需要获得独立派的选票，那些人已经对他处理麦卡锡问题的方式感到焦虑了。
而且，他可能理解报道竞选的记者们的发现：杜鲁门沉迷在自己的思想里，低估了人们对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崇拜，低估了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力。《纽约客》专栏作家理查德•罗维尔在9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人们为更好地观看艾森豪威尔车队**而爬到沿路的树上时，“人们甚至为此不顾枯朽的树枝和高压电线的危险，这并不罕见。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三次**中，人们冲破了警戒线，迫使车队停下。”尤其是在杜鲁门的竞选活动中，杜鲁门甚至被“我们喜欢艾克！我们喜欢艾克！”的呼声淹没。当杜鲁门开始指责艾森豪威尔“没有道德”、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时，这起了反作用。《****》头条中说：“很多人认为杜鲁门在破坏史蒂文森当选总统的机会。”
尽管杜鲁门从赫伯特•胡佛身上发现前总统对新总统是多么有作用，但他似乎没发现自己正阻止自己起这样的作用。即使是他和艾森豪威尔仅有的那点友谊也很难在选战中留存。艾森豪威尔是位相当自信的领导，似乎从来没感觉到向杜鲁门求助的必要；1952年竞选中的伤痕几乎让仅有的友情消失殆尽。艾森豪威尔曾经的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后来对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艾森豪威尔说：“他几乎不懂政治。他不了解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反对一个人有何区别。”艾森豪威尔从选战中越来越怀疑杜鲁门的荣誉、领导能力和地位。
最后，杜鲁门几乎无能为力了，他改变不了最终的选举结果。艾森豪威尔赢得了48个州中的39个州，包括史蒂文森和杜鲁门的老家，多得了600万张选票，这也是总统候选人截至那时所获得的最高的选票，与此同时，他还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史蒂文森在早上1点30分宣布退出；在发表了简单的演讲后，艾森豪威尔回到他宾馆的套房，倒在了床上。然而，在睡觉前，他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前国会议员、艾森豪威尔后来任命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布思•卢斯找到艾森豪威尔。“我知道您很累了，”她说，“但您还得做一件事。”他很听话地走到电话旁，打了个电话给赫伯特•胡佛，那个24年前赢得总统大选的上一位共和党人。
1952年大选后，埃瓦尔德注意到，哪怕是向艾克提及杜鲁门的名字“都会让他牙关紧咬面露愠色”。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摔跤教练曾教过他，任何时候离开角力台时都要面带微笑，但“艾森豪威尔满不在乎的态度是一种严格的自律。这种态度有一定影响，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丑陋的交接
“祝贺您取得大胜，”杜鲁门在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说。“1954年的预算必须在1月15日之前提交给国会…………您应该派代表立即和预算主管见面。”杜鲁门对处理20年间两党首次权力移交有着很清楚的认识。但这恰恰不是艾森豪威尔所认同的。
当另一封电报邀请他去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和玛米还有他们的儿媳以及三个孙子孙女刚迁入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边鲍比•琼斯的小别墅。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时没能做好准备，但他相信他和继任者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基础。因此，他还催促艾森豪威尔派他的最高顾问们和他们在主要部门的同行们见面，并且他还要求各层人员给予全力配合。
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立即声明，艾森豪威尔在就职之前“没有任何权力”。至于杜鲁门的盛情，他们认为只需稍微应付下就行了。杜鲁门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艾克和他的顾问们担心这是某种圈套。”他知道，即将离任的总统是帮助继任者解决难题的最适合人选。他在艾森豪威尔就职那晚对记者说：“我本可以帮他解决他一年内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但那不是他的目的。“我很害怕艾克的顾问团会让他相信他正在和一个企图让他难堪的人打交道。那不是真的。我想做的只是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但没能实现。”
那并非完全是真的，但已相当接近真实情况了。当艾森豪威尔在11月18日下午两点前抵达白宫时，他和杜鲁门的会议带来的只有刻薄态度，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4次，恰如第一次时的杰弗逊和亚当斯一样。第二次和第三次这样的会议发生在胡佛和罗斯福之间，气氛相当不好。对于杜鲁门和艾克而言，这次会议是自艾森豪威尔6月归国后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和当年的罗斯福一样，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求会议是“非正式和个人之间”的会议，没有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
这是艾森豪威尔自大选以来第一次回到首都；当他的车队从机场驶到白宫时，50万群众在路边夹道欢迎；杜鲁门甚至还让他的政府员工休息以观看他的继任者进城。
“大家早上好！”艾森豪威尔很愉快地和记者以及收拾大厅的白宫工作人员打招呼。他和杜鲁门先在椭圆形办公室私下里见了面。杜鲁门立刻断定，认为艾克“有种挑战的态度”。杜鲁门表示，他愿意把赠送给他政府的大量拉丁美洲解放者的照片留下。“但我却被草草告知，最好把那些照片带走——那些国家的政府毫无疑问会给新总统送上同样的照片。”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1945年送给他的地球仪还了回去。“他并不很和蔼地拿了回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约两周后，想缓解那尴尬的气氛。他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我刚注意到您附在那座地球仪上的铭牌。我想起来我还没有感谢您将它送回给我的好意。对这种友好姿态，我非常感谢。”）
他们讨论了朝鲜战争，在外交政策延续性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杜鲁门还想让艾森豪威尔为将来的事做好准备——让他能做好总统工作并获得成功。杜鲁门建议他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作为秘书，这个人“能够十次中有九次拒绝别人而不让别人生气”。他还需要一位精明的新闻发言人协调记者工作。然后，他们去了内阁会议室，在那里，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向艾森豪威尔做了工作汇报并回答了问题。
会后，杜鲁门认定，艾森豪威尔会对将来的考验猛然清醒；他“会被总统不得不面对的众多问题和决定感到敬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脸色在我们的会议中一直很严峻了”。
艾克没有这样的反应：他说，会议“没能增进我的了解，也没对我的计划有丝毫影响”。
看到两人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艾奇逊对此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艾森豪威尔那随和的魅力再也无处可寻。艾奇逊注意到：“和我们在一起，他似乎局促不安也不情愿——非常谨慎、克制和沉默寡言。内阁会议桌上，他坐在总统对面的椅子里，把弄着自己的眼镜，偶尔记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艾克离开之前，杜鲁门递给他三册关于在共产主义全面进攻朝鲜、南斯拉夫或伊朗时美国要采取的安全政策和秘密计划。在和他的下属谈话时，杜鲁门想象着等待他的继任者的将会是什么情况。“他会坐在那里，会说，‘这样做，那样做’，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怜的艾克。现在和在军队里完全不一样了。他会变得很沮丧的。”
杜鲁门想象着一旦白宫的重任降临到艾森豪威尔的肩上时，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总统就职日临近时他对记者说：“这个家伙，他不懂政治，就好像猪不知道星期天是什么一样。”
离就职日越近，杜鲁门就越开心。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说：“你可能感觉不到是艾森豪威尔赢得了选举。”因为从杜鲁门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似乎没有受到竞选的阴影干扰，没有受到即将离任的事实干扰，也没有因不确定的未来而受到影响。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们，比如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会说，“从他离任的风度看，杜鲁门先生确实像位总统，很清楚总统的重任，也适合做总统。”但是他的另一位批评者——那位即将取代他位置的人——不愿这么看待他。
拒戴大礼帽
总统就职日是民主的盛宴，庆祝党派斗争后的自豪感、爱国主义与和平。但那些早晨，也经常狂风大起，在白宫内部往往也如此。1953年，这年的总统就职日或许可以算是20世纪最充满仇恨的就职日。艾克提醒他的助手说，“我将绝不会和他一起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将在国会的台阶上与他碰面。”
那几乎就是后来所发生的。
第一次冲突是关于衣着。传统要求当选总统应该戴一顶大礼帽，穿一件常礼服。记者罗伯特•尼克松回忆说：“有这种事情时，大家会到裁缝店租一套礼服并配上领结。”但艾森豪威尔拒绝戴大礼帽，而偏爱小礼帽——并且没和他的前任交换意见。杜鲁门和蔼地迁就了他。他对《*****》说：“我不想卷进任何帽子争端中。”但他后来写道，他感觉就职场合应该穿更正式的服装。（郑重声明：艾克8年后在肯尼迪的就职日穿了件晨礼服。）
艾森豪威尔想要让庆祝“简单而又庄严”，但恰如那时代的特点一样，仪式充满了压抑的欢乐和对变革的呼声，结果那次仪式成为了首都在多年里见证过的最盛大、最昂贵和最华丽的仪式之一。那是个很美好的晴天，约75万人排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有些人甚至用硬纸板做的潜望镜透过人群观看仪式。
根据风俗，新总统到白宫接他的前任，并和他一起驱车前往国会山。但艾森豪威尔发话说，他想让杜鲁门到斯塔特勒酒店接他。杜鲁门回忆说：“嗬，我才不会去呢。”贝丝•杜鲁门已经为艾森豪威尔一家准备了午宴。“当我们的邀请被拒绝，风俗被无视时，我们感到很失望。”艾森豪威尔只是留足了去国会山的时间——甚至他都没走下车迎接杜鲁门。艾克可能是位不会宽恕别人的敌人——这尤其显示出他作为胜利者的无礼。只是当杜鲁门一家出现时，艾森豪威尔才从车里出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说：“这是个震撼的时刻，杜鲁门很有风度，他只是被冷落了。他用他的行动展示了自己的优势。”
因此，前往仪式的路上也很冷清。杜鲁门回忆说：“有趣的是，有一件事，那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微笑让他显得阳光而又和蔼，这曾为他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终生名誉。而我们那些很了解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很阴沉、易怒而且还很难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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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到达国会山时，他们走到警卫官那里等待召唤上台。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转身问杜鲁门：“我儿子约翰被命令从朝鲜回到华盛顿，我不知道谁得为这件事负责？我不知道是谁在想让我难堪？”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命令您的儿子参加您的就职典礼，总统认为，让您的儿子见证他的父亲成为总统，这很合适而恰当。如果您认为有人试图用这个命令让您难堪的话，那么我作为总统对此承担全责。”杜鲁门回答道。
如果你从3天后艾森豪威尔写给杜鲁门的信来看，你会发现，他其实很感谢杜鲁门很周到地让约翰回国参加就职典礼。他感谢杜鲁门“对我的所有礼遇”，感谢他对顺利过渡而做出的所有努力，而且“对个人而言，我特别想感谢您的体贴，命令我儿子从朝鲜回国参加我的就职典礼，更感谢您没让他和我知道您曾这么做”。杜鲁门亲手回了信：“很高兴能尽我所能实现从我的政府到您的政府的有序过渡。如果您不问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提及关于您儿子那件事。”
或许这些信只是政治家们之间敷衍的姿态；或许他们之间有过暂时休战。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件事成了两人间另一导火线。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说：“艾森豪威尔不喜欢那么做。他感觉杜鲁门在干涉他的私生活，干涉他的家庭生活。况且，杜鲁门是从战争中让他的儿子回国。他认为他的儿子应该留在那里战斗…………不管怎样，他不想让他的儿子回到华盛顿只是为了见证他父亲就职总统。”
“杜鲁门当然是目瞪口呆，”尼克松继续说，“这件事上，出于自己的好意以及对家庭的真挚感情，他做了他自己认为的一件好事。不管什么原因，这成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另一道障碍。一个想和蔼、体贴和友好；而另一个则对此非常怨恨。”
这有点太残酷了，以至于杜鲁门不知道，在仪式结束后，他和贝丝是否得走着去火车站。但白宫提供了车辆，在联合车站等着为他送行的人多得连让他走上自己的火车都很困难。“请为总统让下路！”广播里叫着。人们欢呼并唱着“友谊天长地久”。杜鲁门说：“在我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形。如果我活到100岁的话，我将对此永难忘怀，那就是我想要做的。”
他是一位有远大理想，但却无太多计划和金钱的人。他已经拒绝了许多能赚钱的机会，因为他不想用推销自己的方式贬低总统这一职位。但他有榜样在前。
“我想赫伯特•胡佛对待自己的方式就很完美。”
卸任后的杜鲁门
1953年6月，杜鲁门一家第一次重返华盛顿，记者问他是否会拜访艾森豪威尔。“不会，”杜鲁门轻描淡写地说，“他太忙了，他可不会接见任何进城的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当在县集市上被问及为何他卸任总统后的言论都那么淡然时，他微笑着说：“如果我们指出共和党人的错误，他们可能会弥补，而我们就没机会了。”
此外，他的生活也很愉快。杜鲁门退休后得以休养、旅行，并在旅途中思考；他在伦敦拜访了丘吉尔，从牛津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受到了教皇皮乌斯十二世的接见，还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弹了莫扎特的钢琴。
但时间久了，白宫的沉默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从未致电杜鲁门寻求建议或要求拜访；事实上，他似乎是决意消除杜鲁门曾在白宫留下的所有标志。杜鲁门的肖像画从公共房间被挪走，还有他的钢琴，以及他最喜欢的枝形吊灯；杜鲁门密苏里州的朋友建的保龄球馆也被撤走。弗莱彻•奈贝尔在《形象》杂志中写道，这种斗争“绝不是白热化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生气的感情，而是对我们时代的真正的积怨”。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1953年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当总统访问堪萨斯城时，关于艾森豪威尔是否无视一通杜鲁门打来的电话就引起了人们激怒。艾克当时下榻在米勒巴赫饭店，而杜鲁门经常在那里和朋友们一起午餐。据杜鲁门所说，他打电话给饭店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我被很草率地告知，总统的日程全排满了，不可能有拜访机会的。”
艾森豪威尔的一些助手说杜鲁门从未打过什么电话；而另一些人则责怪宾馆接线员，据称，当杜鲁门表明自己身份时，他回答说，“您要是杜鲁门的话，那我就是尤里乌斯•凯撒了。”艾克的朋友乔治•阿伦回忆，艾森豪威尔命令特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后，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件事仍然很敏感。理查德•尼克松对爱德华•福利亚德说：“哦，那就错了。总统应该回电话给杜鲁门向他道歉，那这件事也就结了。”而艾森豪威尔呢，多年后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仍然坚信是杜鲁门编造了整个事情。他对自己的助手威廉•埃瓦尔德说：“他天生就是个骗子。”
但事情还不止那个电话。两个月内，另一次更严重的攻击出现了，这次是由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尼尔发起的。他启动了一项调查，调查杜鲁门是否明知故犯提拔了一位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苏联间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杜鲁门的助手克莱顿•弗里奇说：“赫伯特•布朗尼尔将杜鲁门先生描述成叛国者，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丑陋的章节之一。” 弗里奇说，艾森豪威尔肯定给过许可，因为“既然通告全国华盛顿充满了共产主义者和面临安全风险，那么他们就得找出一些来”。
事情变得如此失控，以至于杜鲁门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他拒绝了，理由是这项指控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传讯会削弱三权分立的信条。相反，他在电视上发表全国演讲捍卫自己，称这是服务于“政治把戏”的“可耻的煽动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摊牌奠定了一种基调，并留下了可循的判例。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显著增强了；前总统的权力也随之增强。杜鲁门是第一位为前总统要求行政特权的人；宪法专家对此进行了辩论，而公众则站在他一边。他从未出席传讯，调查也就此终止。几十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得感谢杜鲁门所奠定的这种基调。
这种情况在艾森豪威尔整个总统任期中都存在。1955年，当靠拿微薄的军人抚恤金度日的杜鲁门发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还杜鲁门人情，要知道当年杜鲁门曾为艾森豪威尔减过税。杜鲁门不得不将稿酬的三分之二缴纳版税。1956年，艾克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连任时，杜鲁门写了另外一封他从未寄出去的信，上面写着“祝您好运，希望诚实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人能拯救您于灾难之中”。在他的私人作品中，他抒发了自己的感情：“我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崇拜者。我确定他有一些崇拜者，或许还很多，尽管用我一生我都说不清所以然。”他说，士兵就是不适合当总统，他们太分等级，太脱离民间疾苦。
但是他最大的异议看起来是出于被拒绝。他辩称，总统应该将自己建立在他们前任的成功之上，“而不是仅因为他们是前总统…………属于不同的政党，就抛弃他们。”然后他提出了总统俱乐部会员的基本挑战，在那里，公共和私人的需求相互冲突。
杜鲁门承认：“多数总统似乎不想和前总统说话。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我知道这很正常。新总统想有自己做总统的方式，不想让前总统在周围试图给予建议。总统在当选后想自己处理事情，这真的很正常…………但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总统打算积极抹黑前总统的政策。而那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继任后所做的。”
艾森豪威尔小气到充满敌意的程度。1957年，白宫下令不让赫伯特•胡佛参加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献辞。罗斯福的新闻发言人和后来的广播顾问伦纳德•芮恩施被任命来组织显要人物参加献辞仪式。他告诉胡佛他能出席真是太好了。胡佛没顾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他的要求回复说：“我才不会错过这个仪式呢。”。艾森豪威尔只给杜鲁门寄了封“祝贺”信，由总务总管读出。芮恩施说，那封信实在太冷漠了，“你几乎能在炎热的7月天看到上面结着冰。”
《芝加哥每日新闻》总结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曾经慷慨的保护人仍然还怀有强烈的厌恶之情。如果要想更尖刻地表达他自己的冷漠的话，他只有派总务管理局夜间看大门的人去参加图书馆的仪式了。”
与此同时，杜鲁门在20世纪50年代的选战中也继续抨击艾克和他的内政——但他也在总统俱乐部的原则性事件上借机会为总统辩护。1958年经济衰退时，艾森豪威尔被抨击利用政府公家飞机送玛米去亚利桑那州的伊丽莎白•雅顿度假胜地。而曾因用飞机探望他濒死的母亲而受批评的杜鲁门为其辩护道：“只要总统认为对他的家庭有好处，他都应该那么做，而不应受到那么多人批评。我不希望通过攻击他的家庭来攻击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杜鲁门一直公开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不管是派遣海军陆战队去黎巴嫩，还是宣誓保卫台湾海峡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他说，他希望“那些试图破坏和平世界的人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全体一致支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因为这种姿态，杜鲁门和他自己的前国务卿意见不一致。迪安•艾奇逊写信给杜鲁门说，“请不要沉溺于那些我们国家正确与否的话题”，因为“这样的话，福斯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克的国务卿）就能永远对我们口诛笔伐”。
还有一次，艾奇逊质疑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必须…………接受总统对局势的判断，因为只有总统掌握所有事实”。但那时，杜鲁门是在和一位勇于承担责任，很了解国家所面临的危险的人说话。让那些闭门造车的批评家在不了解情况时就那么说吧；总统知道有些事情只能总统知道，因此，杜鲁门，尽管他和艾森豪威尔有很多过节，仍然给予对方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做无罪推定的权利。
那之后，艾森豪威尔一方也有缓和的迹象；1958年，他邀请杜鲁门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白宫午餐，第二年还邀请他参加北约周年庆祝仪式。而因行程冲突，杜鲁门都没能出席。他们的重聚还得再等下去，等到一个既有讽刺意味而又有历史性的时刻。
朋友的葬礼
1959年10月，两位总统在6年内首次重聚，地点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附近的一个小教堂，为乔治•马歇尔举行葬礼。当艾森豪威尔抵达时，杜鲁门已经坐在教堂的长凳上了。艾森豪威尔坐到他的旁边。
“您好，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说，并伸出了他的手。
“总统先生，您好！”杜鲁门回答道。仪式结束后，当棺材被抬起时，两人肩并肩站着；艾森豪威尔向他的前总司令敬礼——杜鲁门回礼。然后，他们从不同的门离去。
一年后，艾森豪威尔准备好移交椭圆形办公室的钥匙，回归平民生活。那种调整比他大多数的前任们都复杂得多。自他上次迈入服装店或理发店大门已经有几十年了；据史蒂芬•安布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艾克从未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付过费，他也不记得如何去打字，调电视或做橙汁。他甚至需要有人教他如何打电话。而且，他还要修补一些关系。
1961年，当约翰•F•肯尼迪做总统时，杜鲁门已经恢复了自己作为令人敬重的老政治家的地位。那年11月，他拜访了年轻的总统，并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借机抨击了艾森豪威尔的“错误的和不明智的政策”。当被问及组建“前总统三头政治”的可能性时，杜鲁门微笑着坦承他和胡佛已经开启了总统俱乐部。“他是俱乐部主席，我是秘书。另一个家伙（艾森豪威尔）还没被纳为会员。”
杜鲁门白宫访问后的第8天，历史学家史蒂夫•尼尔回忆，“艾克申请成为会员。”他正在阿比林市设计自己的图书馆，想看看杜鲁门是如何建自己图书馆的。他已经在准备前往堪萨斯市，为战争纪念碑献辞，那样的话，恰好能在独立市停留一下。
杜鲁门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到他图书馆的私人办公室拜访。杜鲁门说：“我想和他聊聊。”
“进来，进来！”他欢迎艾森豪威尔道。两位总统私下里聊了约15分钟才启程。他是否应该签访客留言簿？艾森豪威尔问杜鲁门。
“一定得签啊，”杜鲁门开着玩笑说，“那样的话，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们就知道要找谁了。”
他们一起研究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品，甚至在桌上重新改制了小配件。艾克最终送回了那只地球仪。这只地球仪已经在两人之间翻来覆去三次了。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他的肖像画被放在荣誉处，就在入口的右侧；杜鲁门的肖像画则在左侧。杜鲁门笑着说：“你认识那个家伙。”他说，肖像是艾森豪威尔的朋友堪萨斯州参议员哈里•达比送给图书馆的。
“但您把它放在了优先的一侧。”艾森豪威尔说。
“是的，将军。”杜鲁门说，“我把它放在了那里。”
杜鲁门还指了指那本签了名的《欧洲十字军》；杜鲁门的助手鲁弗斯•布鲁斯说，艾森豪威尔读了他在上面的题词，脸红了。艾森豪威尔在拜访后对他说他真希望自己能早点来：“艾森豪威尔说他会对自己的图书馆做些修改，因为他更喜欢这里的布置。”
《****》宣告：“大家都很清楚了，艾森豪威尔先生已经被吸纳为‘前总统’俱乐部会员。”
大约一周后，他们那一代的巨人之一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去世，享年79岁。在德克萨斯州的葬礼上，肯尼迪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杜鲁门总统和约翰逊副总统都出现在德克萨斯州博纳姆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杜鲁门回忆说：“您知道，我们图书馆见面之前的那次见面也是在葬礼上，它让我们不那么尴尬地再次在葬礼上相遇了。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那么做。”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一起乘飞机飞了一程。他和杜鲁门在坟墓边聊了一会。
一年后，他们在海德公园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葬礼上再次相遇。但是，正是1963年11月约翰•F•肯尼迪遭暗杀后的那次相遇让他们之间所有的过节都突然间变得再也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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